欧柏林学生志愿传道团
欧柏林学生志愿传道团(Oberlin Band)是指从1882年到1900年,一批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在中国山西省工作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隶属于美国公理会差会 (ABCFM)。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有15名欧柏林传教士,男女老少皆有,被山西巡抚衙门下令,由义和团和士兵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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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编辑]在19世纪,位于俄亥俄州奥伯林的欧柏林学院,因其对社会改革和基督教的热情而引人注目。欧柏林是第一所定期招收非洲裔美国学生的美国大学。[1] 这里激进的废奴主义,导致一位历史学家称奥伯林为“内战开始的城镇”[2]。
内战后,奥伯林将大部分注意力转向在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救恩的福音。一位神学家说,“让我们起来征战 …从事取代撒旦国度的惊人工作".[3]。基督教世界的许多人认为基督教和文明是同义词。一本传教士杂志说,“我们认为,除了基督教之外,不存在真正的文明”。[4] 因此,在非基督教国家,其中最大的是由清朝统治的中国,传教士在那里可以促成基督教和文明的双重祝福。“三亿到四亿的灵魂聚集在那里,其中十分之九仍然没有听到过福音。” 在传教热情的背后是一种理论,即必须让全世界皈依基督教,以预期千年王国的到来,即圣经中预言的基督的千年统治。[5]:22-23
奥伯林的理想主义以及社会和宗教激进主义,使它成为全世界传教事业的主要贡献者。欧柏林的毕业生,如梅威良(William Scott Ament)加入了美国公理会差会,在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作为 将基督教福音带给所有民族努力的一部分。
直到丁戊奇荒(1876-1879年),新教传教士才得以进入中国北方内陆地区的山西省。在干旱造成的饥荒期间,传教士在该省向大约340万人分发粮食。即便如此,据一些估计,山西有500万人死于饥荒,占山西人口的三分之一。[6] 虽然罗马天主教早就传入山西,也有一些中国人加入了天主教,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通常不相往来,即使各自的差会和教堂可能非常靠近。[7]。
山西的欧柏林传教士
[编辑]1881年1月5日,欧柏林神学院的一位学生冕路德(Martin Luther Stimson)写信给美国公理会差会,提供12名欧柏林大学毕业生到中国传教。美国差会接受了这一提议,建议以山西作为传教地点,当时该省只有少数几名中国内地会和大英浸信会的英国传教士。1882年,冕路德和他的妻子(Emily Brooks Hall Stimson)成为第一对抵达山西的欧柏林传教士。1882年,文阿德(Irenaeus J. Atwood)夫妇和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很快,其他人也加入了进来。1882年至1900年间,共有30名欧柏林传教士在山西工作,包括男性传教士、他们的妻子和单身女传教士。然而,大多数传教士几年后就辞职了,离开了山西和中国,因此传教站的数量一直不多。欧柏林传教士分别在省会太原西南60公里和100公里处的太谷和汾州两座城市建立了传教站。[8]
从一开始,欧柏林传教士就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这些传教士都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指导或学习中文,尽管美国差会给每个家庭500美元,用于购买和运送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到他们在中国的传教站。事实证明,对于大多数传教士来说,汉语是极其困难的。太谷和汾州的生活条件拥挤不堪,不卫生。疾病十分猖獗。山西三十名成年传教士中有十人死亡,还有许多人患有严重疾病。[9] 山西欧柏林传教士生下的25名儿童中,有12人死亡。[10]
传教士之间很快爆发了教义纠纷。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从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偏向于一位论派,倾向于只在精英阶层中传福音。另一方面,冕路德则倾向于雇佣中国传教士和助手,自下而上地传播基督教。欧柏林传教士站在丁家立一边,但最终采用了冕路德的方法。丁家立和冕路德都很快辞职了。传教士们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而且对大部分所理解的也感到遗憾。[11] 在太谷,1899年,经过近20年的工作,传教士只争取到76个中国信徒。他们还开办了一所男子寄宿学校,有24名学生,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有16名学生,教会医院和药房在这一年治疗了1313名病人。传教士在这一年里还收容和治疗了150多名鸦片成瘾者。[12]
义和团
[编辑]欧柏林传教士1899年的年度报告提到,在中国人中散布基督教传教士在井中投毒的谣言。这也许是义和团在山西的第一个预兆。义和团是一个仇教、排外的农村运动,1898年开始于山东省,并向北向西蔓延。义和团相信,通过遵守适当的仪式,他们可以刀枪不入,将可恨的外国人杀死或驱逐。干旱加剧了农村日益严重的动荡。[13]
1900年3月,满清任命亲义和团的官员毓贤调任为山西巡抚。1900年6月,义和团抵达太谷和汾州,传教士们在城市和乡村四处走动时,开始遭受威胁和嘲讽。威胁的暴徒聚集在传教站外。有消息说,义和团袭击了北京附近的的铁路和外国人,还有中国政府对义和团的支持。传教士们听到谣言说,6月27日是义和团在山西消灭传教士的日期。这一天过去了,在太谷和汾州的欧柏林传教士没有发生任何事件,但两名年轻的英国妇女,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在一个外围村庄被杀[14]。
7月9日,45名外国传教士,新教徒、天主教徒,以及中国基督教领袖,在太原巡抚衙门大院被斩首处死。[15] (见太原屠杀)。其中大多数是英国浸信会传教士。不过其中两名死者是居住在汾州的欧柏林传教士艾渥德牧师(Ernest Atwater)的大女儿(Ernestine Atwater)和二女儿(Mary Atwater),分别为 10岁和8岁。[16]
太谷屠杀
[编辑]1900年7月,太谷的欧柏林传教士几乎被围困在传教站大院里。这里有六个美国人:来浩德牧师(Dwight Howard Clapp)、来浩德师母(Mary Jannie Clapp);卫禄义牧师(George Louis Williams)和德富士牧师(Francis Ward Davis),他们两人的妻子都在美国;还有两位单身女传教士,贝如意姑娘(Susan Rowena Bird)和露美乐姑娘(Mary Louise Partridge)。[17] 大约50名中国基督徒和他们在一起,其中包括22名男子。7月31日,一群义和团闯入大院。传教士和几个中国人躲在一个空棚子里,一个义和团发现了他们。来浩德是一名和平主义者,反对任何抵抗,但德富士手持手枪,开枪打伤了一名义和团。义和团随后杀害了所有基督徒,防火烧房,传教士试图逃跑时,被用石头打死。
义和团随后在太谷附近的城市和乡村游荡,杀害了70至100名中国基督徒及其家庭成员[18]。
汾州屠杀
[编辑]![](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d/d0/DSCN4646_oberlincollegepetershall_e2.jpg/300px-DSCN4646_oberlincollegepetershall_e2.jpg)
在汾州有七位欧柏林传教士:贾诗礼牧师(Charles Wesley Price)、贾诗礼师母(Eva Jane Price)和他们六岁的女儿(Florence);艾渥德牧师(Ernest R. Atwater)、艾渥德师母(Elizabeth Graham Atwater)以及他们的第三个女儿(Celia)和第四个女儿(Bertha),分别是五岁和三岁。还有三名内地会传教士和他们在一起。
8月14日,传教士奉命离开这座城市。十名传教士、三名中国基督徒和两名车夫穿过街道,上万人默默地看着他们离开。护送传教士的士兵奉命在途中杀死他们,其中一位中国基督徒预计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用财物贿赂士兵,获准离开。当他逃走时,听到枪声。所有的传教士都被杀死,士兵们抢劫了尸体,当地村民将尸体掩埋。[19]
余波
[编辑]八国联军解救了被义和团和中国军队围困在天津和北京的外国人。(见天津之战和八国联军之役),但直到1901年1月,德国士兵才到达山西,了解到欧柏林学生志愿传道团和该省其他传教士的命运。7月9日,在太原屠杀一年之后,在太原为遇害者举行了追思礼拜。[20] 1903年,在欧柏林学院的校园里,建立了欧柏林学生志愿传道团的纪念拱门。1908年成立了铭贤社(欧柏林山西纪念协会,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在欧柏林学院的帮助下,欧柏林毕业生孔祥熙在太谷在赔偿给公理会的土地上,开设了铭贤学院。这所学校在抗日战争期间被迫迁往中国西南部四川省金堂县农村,战后迁回太谷。1949年共产党赢得内战后,铭贤学院改为 山西农业大学[21] 。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欧柏林学院和山西农业大学失去了联系。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两所学校才恢复接触。在欧柏林山西纪念协会的主持下,欧柏林学院开始每年派山西代表到山西农业大学,教授英语,直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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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铭贤学校旧址——崇圣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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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铭贤学校旧址——尚德堂
参考
[编辑]- ^ Constructing Black Education at Oberlin College. [2021-04-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1-18).
- ^ Brandt, Nat (1990). The town that started the Civil War.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ISBN 0-8156-0243-X.
- ^ Thompson, Larry Clinton William Scott Ament and the Boxer Rebellion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9, p. 12
- ^ Thompson, p. 13
- ^ Brandt, Nat Massacre in Shansi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2-23
- ^ China Famine Relief Fund Shanghai Committee, pp. 1, 88, 128, 157 https://archive.org/details/cu31924023248796, "Epidemic Chinese Famine" http://www.faculty.kirkwood.edu/ry/ost/Famine.htm[失效链接], accessed 6 Dec 2012
- ^ Brandt, 1994, pp. 29-30
- ^ Brandt, Massacre in Shansi pp. 24-33
- ^ Brandt, 1994, p. 34-38
- ^ "Woman's Work of Woman in the Lord's Name" [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ccessed 8 Dec 2012
- ^ Brandt, 1994, pp. 37-61
- ^ "Annual Report of Taiku Station" [2][失效链接], accessed 9 Dec 2012
- ^ Thompson, pp 7-9
- ^ Brandt, 1994, pp. 148, 192-198
- ^ Thompson, Roger R. "Reporting the Taiyuan Massacre" in Bickers, et al The Boxers, China, and the World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p. 65
- ^ Brandt, pp. 214-232
- ^ Carlson, Ellsworth. Oberlin in Asia: First Hundred Years 1882-1982. Oberlin, Ohio: 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 1982: 19–33.
- ^ Brandt, 1994, pp. 234-256
- ^ Brandt, 1994, pp. 265-267
- ^ Brandt, 1994, p. 273
- ^ Oberlin College Archives" accessed 9 Dec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