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館
三禮館是乾隆元年(1736年)設置的纂修機構,參修人數達百餘人,至乾隆十九年,編成《三禮義疏》。
乾隆元年(1736年)六月詔開三禮館,以為「《禮記》一書,尚未修纂。又《儀禮》、《周禮》二經,學者以無關科舉,多未寓目。」[1]隨著清廷異族統治秩序的漸趨穩固,加強禮制建設成為迫切之舉,至七月九日,始任命鄂爾泰、張廷玉、朱軾、甘汝來等為三禮館總裁,[2]一時重臣、名儒,如諸錦、惠士奇、杭世駿、蔡德晉、吳廷華、姜兆錫等,均贊纂修之職參,李紱即由博學鴻詞科躋身三禮館副總裁,發凡起例和搜集《三禮》文獻,[3]另一位副總裁方苞曾就《三禮書目》徵詢李紱意見,李紱則建議輯抄《永樂大典》。
三禮館最早的工作是從《永樂大典》中錄出有關於《三禮》者,[4]此舉亦開四庫全書館輯錄《永樂大典》之先河。後汪由敦、尹繼善、陳大受、彭維新、李清植、任啟運等又補副總裁。杭世駿於乾隆元年(1736年)中博學鴻詞科之後,入三禮館纂修《禮記義疏》,用功頗多,[5]《學記》、《樂記》、《喪大紀》、《玉藻》等篇,即出其手,至乾隆八年(1743年)杭因考選御史上書直言觸怒高宗被斥罷。全祖望與杭世駿同年考取博學鴻詞科,次年卻力辭方苞邀請他入三禮館而回鄉,但他又推薦另一位禮學大家吳廷華入館。[6]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禮義疏》最後成書。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禮義疏》定本刊刻,包括《周官義疏》48卷、《儀禮義疏》48卷、《禮記義疏》92卷,前後歷時19年,堪稱一時盛舉。《三禮義疏》刊成後,高宗賜國子監,並頒發各直省學政,令士子研習。
清初朝廷為籠絡中原士子,大開文治之門,除三禮館之外,還創辦所謂的實錄館、明史館、會典館、三通館、一統志館等。這些館都以大學士任監修總裁官,學士分別兼副總裁和總纂、纂修等職。謄錄官則由各館內從生員中自行挑選,或由官員舉薦。開館期間,館內費用全部公出,並有飯食銀兩則出自總裁、副總裁公費。清高宗大規模纂修《三禮義疏》,開啟清朝禮學振興之風,不少修繕人員在離開三禮館後,仍繼續鑽研三禮,例如杭世駿在館期間於《禮記義疏》的修纂用功頗多,在離開「三禮館」後更傾心於《禮記》一經的搜討和編纂,晚年撰成《續禮記集說》一百卷。又如王士讓撰有《儀禮紃解》、官獻瑤撰有《讀周官》、諸錦撰有《夏小正詁》等都是離館後的私人續作。
惠棟之父惠士奇於乾隆元年(1736年)赴京纂修《三禮義疏》。然其學問不被方苞看重,在三禮館未盡所學,貢獻無多,四年後乃告歸。三禮館學風深刻表現在惠士奇與方苞學術風貌不同。方苞與三禮館同仁多不協,於學術討論,往往流於意氣之爭。[7]乾隆五年(1740年),漢學健將江永應同郡程恂之邀游京師,方苞頗自負,不服江永的學問,曾當面遭到江氏的嘲笑。[8]從三禮館到四庫館的學風轉變,可以淸楚看到從清初到中葉過程中,乾嘉漢學的興起。
注釋
[編輯]- ^ 《清高宗實錄》卷二一,乾隆元年六月己卯條:「乾隆元年(1736)六月十六日,高宗頒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命開館纂修《三禮義疏》。其言曰:昔我皇祖聖祖仁皇帝,闡明經學,嘉惠萬世,以《大全》諸書,駁雜不純,特命大臣等,纂集《易》、《書》、《詩》、《春秋》四經傳說。親加折衷,存其精粹,去其枝蔓,頒行學校,昭示來茲。而《禮記》一書,尚未修纂。又《儀禮》、《周禮》二經,學者以無關科舉,多未寓目。朕思五經乃政教之原,而《禮經》更切於人倫日用,傳所謂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者也。昔朱子請修《三禮》,當時未見施行,數百年間,學者深以為憾。應取漢、唐、宋、元註疏詮解,精研詳訂,發其義蘊,編輯成書,俾與《易》、《書》、《詩》、《春秋》四經,並垂永久。其開館纂修事宜,大學士會同該部,定議具奏。」
- ^ 《清高宗實錄》卷二二,乾隆元年七月辛丑條。
- ^ 李紱《與同館論纂修三禮事宜書》中稱:「《三禮》以註疏為主,一切章段故實,非有大礙於理者,悉宜遵鄭注、孔疏。」
- ^ 杭世駿:〈續禮記集說自序〉,《續禮記集說》
- ^ 李富孫《鶴征後錄》卷一:「先生讀書五行倶下,博綜廣覽,於學無所不貫。所藏書擁搨積幾,不下千萬卷,沈酣其中,幾忘晷夕。故發為文章,宏肆奧博,一時莫與抗者。」
- ^ 《奉方望溪先生辭薦書》:「況某刻期南下,省覲切於晨昏之戀,若一人薦章,則行程中阻矣。……交好中有堪此任者,不敢不為執事告。前福建興化通判吳君廷華,其留心《三禮》蓋二十餘年。」
- ^ 張濤,《乾隆三禮館史論》,頁 69-72。
- ^ 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記載: 「是時三禮館總裁方侍郎苞自負其學,見永,即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數事為問,從容答之。苞負氣不服,永哂之而已。」
參考書目
[編輯]- 楊朝亮:〈試論李紱於三禮館之貢獻〉,《孔子研究》,第2期,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