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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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事件,中共方面稱平江慘案,是1939年6月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爆發的一起軍事摩擦事件[1]。該事件最終導致平江留守處與中共湘鄂贛特委被破壞,負責人塗正坤、吳亞魯、羅梓銘、曾金聲、吳賀泉、趙祿英六人被殺。
背景
[編輯]1937年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以及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內容,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匯集組成新四軍。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正式成立,下轄4個支隊,軍長為葉挺,副軍長為項英。第一支隊為原湘鄂贛紅軍游擊隊,由陳毅任司令員,傅秋濤為副司令員兼第一團團長,鍾期光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2月,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從平江嘉義鎮出發,開赴江南抗日前線。部隊離開平江時,為了繼續開展湘鄂贛地區的工作,在嘉義鎮設立了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平江留守處(後來改為通訊處),用來掩護中共湘鄂贛特委進行工作[2]。
通訊處成立後,為了便於工作,對外的公開職銜如下:黃耀南為通訊處的少校主任,塗正坤為新四軍上校參議,羅梓銘為八路軍少校副官,曾金聲為新四軍少校秘書,吳淵為通訊處秘書主任,吳賀泉為通訊處軍需。通訊處還有由10餘名士兵組成的通訊班(即警衛班),共計30餘人。通訊處主要負責人、江西省委副書記塗正坤兼任特委書記,羅梓銘為特委組織部長,黃耀南為特委宣傳部長[3]。
特委的中心任務是:恢復、整頓、鞏固和發展黨的組織,堅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和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發動群眾,擴大武裝,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壯大抗日陣營,防止分裂投降,以達到抗戰勝利之目的。從1938年2月開始,通訊處舉辦了12期黨員訓練班,創辦了內部刊物《黨的工作》。邊區18個縣有15個縣建立了縣委,2個縣建立了工委,成立了53個區委,340多個支部,發展黨員千餘人;其中平江縣就建立了18個區委,58個支部,發展黨員610餘人。通訊處還協助平江縣委在縣城開辦大眾書店,大量發行進步書刊、報紙,其中以《新華日報》發行量最大[4]。通訊處還先後動員400餘名青年參軍[5]。
1938年春,一本叫作《中共黨的策略路線》的手冊在漢口流傳,據說是張浩(林彪堂兄林育英的化名)1937年2月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演講的紀錄。其中對於統一戰線的說法與中共官方說法非常不同:統一戰線的動機是中共的弱小與瀕臨失敗;以三民主義作掩護,繼續進行土地革命;把日本當作頭號敵人是不得以的,但是最終目標是推翻國民黨一黨專政[6][7]。相關方針被總結為「七二一方針」。
1938年10月底武漢會戰結束,日本軍隊占領武漢,日軍第十一軍以武漢為根據地,依靠長江水運與南京相連,與國軍第三、第五、第九戰區對峙,被國軍從東南、北、南三個方向合圍。日軍試圖在最短期間內,捕捉第九戰區主力部隊,將其殲滅,後集中10餘萬兵力從贛北、鄂南、湘北三個方向向長沙發起進攻,爆發第一次長沙戰役。1939年4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開始籌劃贛湘地區的作戰方針。委員長蔣介石和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延續1938年11月下旬的南嶽軍事會議的戰略規劃,主張「游擊戰配合正規戰」,認為利用地形對日軍節節抵抗後,必要時可放棄長沙,將第九戰區總司令部遷至衡陽,誘使日軍深入,後集合優勢兵力,趁日軍消耗過大、立足未穩時在長沙附近地區殲敵。
事發經過
[編輯]![](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2/26/Tu_Zheng_Kun.jpg/210px-Tu_Zheng_Kun.jpg)
1939年1月,第九戰區第二十七集團軍司令楊森率二十軍駐防平江後不久,就秉承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秘密頒布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策劃取締通訊處的活動[8]。先是派人突然襲擊了中共平江縣委開辦的大眾書店;繼而組織「地區防範異黨委員會」,在各區、鄉普遍建立特務班、巡邏隊,增加特務經費,積極發展國民黨組織,第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吳都俊公開宣稱,要借漢奸名義處置共黨分子[9]。4月15日,頒布《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通告》和《戰區服務團隊管理辦法》,公開宣稱「凡在戰區範圍內的一切團體,須一律向我區報到,領取護照,並逐日報告工作。工作地點如有移動,移動前須向我區報告,到達新的工作據點時,須向我軍所屬駐軍報到,並檢驗護照。凡認為有必要時,將分別派遣聯絡員協同工作。各團體工作地區將由我區所屬部隊指定或變更。凡未履行報到手續及領取護照者,一經查獲或舉發,即勒令停止一切活動」[10]。
對此,通訊處採取了一些防範措施,將通訊處的工作人員由30多人精減到10多人;為了顧全大局,平江通訊處按照平江縣當局的要求,由嘉義搬至平江縣城辦公。1939年6月上旬,楊森接到陳誠、薛岳轉來的蔣介石密電,令將黃耀南、塗正坤等處死[11]。第二十軍特務營營長何學植根據楊森的命令,率領特務營第二連、第三連手槍隊,另加一個重機槍排進駐嘉義;第九十二軍1個連前往平江縣城追捕黃耀南[12]。6月11日,何學植率部趕至嘉義,以破路抗戰就地駐紮為名,將特務營第二連一排置於嘉義上街,封鎖通訊處左側,二排置於通訊處正面,三排置於嘉義下街,封鎖通訊處右側[13]。
6月12日,國民黨開始按計劃,向新四軍駐平江嘉義通訊處展開進攻。當日下午3時,何學植令中尉偵察員張紹奇來到通訊處,以日寇不日要竄犯平江,何營長準備在嘉義鄉公所開會,特請塗參議前去商量有關抗日的緊急事宜為藉口,將塗正坤誘騙出來。剛走到店門口,他看到街上架起了機槍,感到不對頭,就藉口說:「我回去拿把扇子。」便又轉身回到房裡,低聲對妻子朱引梅說:「外面架起了機槍,今天會出事,快給同志們打個招呼。」當他走到離通訊處50步遠的「秀記雜貨店」門口的石階下,右邊巷子裡傳來了猛烈槍聲,塗正坤身中數彈身亡[10]。
這時,埋伏在各處的軍隊藉口匪情,衝進了通訊處,吳亞魯居中阻攔,被當場射殺[14]。其餘通訊處負責人和工作人員羅梓銘、曾金聲、吳賀泉、趙綠吟被抓走。當晚,特務營第二連連長余啟佑等對羅梓銘等4人進行秘密審訊,企圖從中獲得湘鄂贛區中共組織人員及活動情況。四人拒絕回答後,被押到嘉義鎮旁的虎形嶺,活埋在廢淘金洞裡。特委軍事部長朱水秋因外出公幹倖免於難[15]。之後國軍繼續在平江縣城一帶追捕黃耀南,並在平江逮捕中共黨員和抗日群眾,余郁光、李發琪等4人,均遭殺害[10][16]。
譴責與追悼
[編輯]中國國民黨製造了平江慘案後,薛岳、楊森一方面在當地召開群眾大會,指使地方勢力,假借民意聯名誣告通訊處;另一方面連續急電葉劍英、周恩來稱:「塗正坤等糾集土匪,擾亂後方,槍殺國軍官兵,滅屍繳械,危害地方。」余連長為維護地方治安,率兵前往清查,但「該處公然糾眾拒捕,雙方械鬥,互有傷亡」。現已「將該連長撤職」,以懲其處置失當[17]。
慘案發生後,中國共產黨採取堅決鬥爭策略。6月16日,黃耀南在平江縣長余達美、開明紳士唐炳初的幫助下脫離險境後,即以《快郵代電》的方式通告全國,公布慘案真相[18]。7月2日至28日,周恩來、葉劍英連發數電致陳誠、徐永昌、何應欽等,一方面,嚴正指出:嘉義留守處抗日戰績當地有口皆碑,而薛岳、楊森卻混淆是非,「身為方面大員、國家重臣,不顧強敵入侵,挑起鷸蚌之爭」,致使「兩黨自相魚肉」,日寇「坐收漁人之利」,「實屬漢奸罪行」;另一方面陳詞國民黨政府,在此「國家存亡絕續之際」,唯有「矢志團結,堅持抗戰」,方能「兩黨共存、民族復興」[19]。8月1日,延安各界舉行「平江慘案」諸烈士追悼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必須制裁反動派》的講話[20],指出這是反動派「殺抗日分子,壓制進步,勾結日寇漢奸,準備投降」;為了繼續抗戰,繼續團結,繼續進步,「就要取消《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動派,就要保護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21][22]。大會通電要求國民政府明令昭雪本案冤抑,嚴查主使,懲辦兇犯,並通令全國不得再有同類事件發生。重慶、皖南、桂林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也舉行了追悼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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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難中惹起內訌,江河不洗古今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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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憑陵,國難方殷,槍口應當對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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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
[編輯]1939年8月,黃耀南接到中共江西省委指示,重新組建中共湘鄂贛特委。黃耀南根據省委指示,在平江東坑召開邊特黨的會議。會議宣布省委的決定,黃耀南調省委工作。調平江縣委書記駱奇勳任特委書記,原特委青年部長羅其南任特委組織部長,調岳陽中心縣委書記楊樂如任特委宣傳部長,調崇陽中心縣委書記饒國瑞任特委軍事部長,何彬任青年部長,彭援華任婦女部長,李盤生任秘書。同時,特委調整了中共平江縣委班子,鍾旭任縣委書記,李國清任組織部長,彭渭東任宣傳部長,李淑陶任統戰部長[18]。
中國國民黨在事件爆發後,秘密制定和執行《異黨活動處理辦法》,公開布置各鄉、鎮大開殺戒,允許各地密捕、密訊、密殺。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平江縣委書記鍾旭,組織部長李國清,宣傳部長彭渭東,統戰部長李淑陶,原縣委書記李化玉、傅明哉、陳會芳,原湘鄂贛省委留在地方的領導幹部酆濟民、馮杏娥、巫桂元、肖介臣、朱松桂、蘇景春、徐梓文、李秋藩、胡成軒、喻海元、鍾史生等都先後秘密被害[24]。全縣的中國共產黨18個區委、58個支部,幾乎全被破壞。殺害的共產黨員達130多人[18]。1940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決定,將中共湘鄂贛特委撤回省委,在平江建立特委留平工作團。到1942年6月,工作團被中國國民黨再次發現,遭到嚴重破壞,中共湘鄂贛地區的黨組織至此消失。直至1945年3月,王震、王首道率領的八路軍南下支隊,曾一度建立中共平江縣委。後在部隊撤退後再次被破壞,直至中國人民解放軍最終占領平江,方才恢復當地中共組織[25]。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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