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滕更
梅滕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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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蘇格蘭艾爾郡 | 1856年6月6日
逝世 | 1934年8月30日 蘇格蘭愛丁堡 | (78歲)
國籍 | 英國 |
配偶 | 梅福孫(Florence Nightingale Smith) |
獎項 | 五品頂戴(1895年) 四等、三等、二等嘉禾勳章 (Late 1890s) Second Order with Great Sash (1925) 中國紅十字勳章(1911年) |
科學生涯 | |
研究領域 | 醫生、傳教士 |
機構 | 中國杭州 |
梅滕更(David Duncan Main,1856年6月10日-1934年8月30日)是一位英國聖公會差會醫療傳教士,自1881年至1927年,曾在中國浙江省省會杭州工作數十年之久[1][2][3][1]。他是杭州廣濟醫院(Hospital of Universal Benevolence)、廣濟醫校(Hangzhou Medical Training College)以及杭州基督教青年會的創建人。[4] 梅滕更和他的妻子梅福孫(Florence Nightingale Smith)夫婦在中國期間,建造了三十多座醫療建築,以及一個工業培訓中心。
他天性開朗,忠信可靠[4],是杭州最著名的傳教士之一。認識他的人都稱他為「梅醫生」[4]。他最值得注意的貢獻包括廣濟醫院(the Hospital of Universal Benevolence)和廣濟醫校(Hangzhou Medical Training College)[2][4]。醫校是浙江省首批醫學培訓學校之一,1926年在中華醫學會註冊。[5] 。1926年他退休時,醫院每年治療3000名住院病人和6萬名門診病人。[5]該醫院今天已經改名為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繼續治療病人,1999年被評為中國百佳醫院之一[6]。
早年 (1856–1873)
[編輯]1856年6月10日,梅滕更出生於蘇格蘭西南部的艾爾郡(Ayrshire)[2],在基爾克米高村(Kirkmichael)長大。在整個童年,他都奉行Be good and do good的格言[4]。他在16歲畢業時,是班上的班長和獎牌獲得者[2]。1873年,他進入格拉斯哥大學攻讀商科。畢業後,他在格拉斯哥的一家航運公司工作,負責公司的文書工作。[2]
學醫(1874–1881)
[編輯]1873年春天,在與一位朋友交談過基督徒的生活後,梅滕更決定攻讀醫學[4]。1874年初,在格拉斯哥經商期間,他開始接觸芬德勒牧師的聖佐治帳篷傳教團。在這裏,他遇到了著名的美國佈道家德懷特·萊曼·穆迪,和他的朋友福音歌手孫蓋(Ira D. Sankey)[7]。在參加了穆迪的一次演講後,梅滕更受到啟發加入了福音復興運動,這反過來又使他與許多醫學傳教士取得了聯繫。在與芬德勒牧師交往期間,他他接觸到一位名叫唐納德·莫里森(Donald Morrison)的醫療傳教士。正是通過莫里森醫生,梅滕更受到啟發,進入醫療傳教工作,意識到他的潛力,以幫助那些遭受疾病、絕望和死亡的恐懼者[4]。
梅滕更在格拉斯哥大學讀完商科,得到愛丁堡醫療傳教會(EMMS)的幫助,在愛丁堡大學醫學院接受醫療培訓,這是蘇格蘭四所古老大學中的另一所大學。他還在格拉斯哥學習醫學,並在1881年獲得三重資格認證。1881年,他從醫學院畢業,與其他醫學同行建立了許多聯繫。在他的醫療服務培訓期間,(1877—1881)梅滕更和他和同學們在愛丁堡的貧民窟工作,並舉行露天佈道會[4]。正是在這段時間裏,梅滕更和他的朋友阿瑟·內夫(Arthur Neve)組成英國聖公會差會(CMS)醫療輔助部,推動他們的同學對海外傳教產生興趣。
海外傳教
[編輯]1881年9月,梅滕更與梅福孫(Florence Nightingale Smith)在愛丁堡結婚;[8] 她出身豪門,是一位護士,也在愛丁堡的貧民區工作,服務於免費早餐會(Free Breakfast Mission)和牛門醫療會(Cowgate Medical Mission)。起初,梅滕更要求派往印度工作,但聽說中國急需醫生後,他同意更換地點,被分配到華中差會,到中國浙江省傳教。1881年9月28日,梅滕更夫婦受英國聖公會差會差遣,航海前往中國,在那裏度過了46年,其間只在1890年、1899年和1910年三次短暫回國休假。
1881年11月,梅滕更夫婦到達杭州[9]。他們受到1870年來華的伊先生(Reverend Arthur Elwin)夫婦的歡迎。這座城市因周圍的風景而被稱為「人間天堂」。但在他們到達時,杭州仍處於1861年太平天國戰爭之後的貧困和疾病狀態,街上滿是瓦礫。鴉片在這一時期被廣泛吸食,因此,城市的許多地區都充滿了癮君子[8]。
在杭州期間,梅滕更夫婦每天學習中文幾個小時,為期三周[8]。
醫院
[編輯]大方伯醫局和戒煙所
[編輯]1881年,梅滕更抵達杭州後,被任命為杭州聖公會醫療部門負責人,負責聖公會所辦的戒煙所大方伯醫局(The central hospital)[4][10]。大方伯醫局是浙江第一家西醫院,包括一座兩層小樓,和四個病房,每個月接待20名住院病人和約200名門診病人。它由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密杜氏(Dr. Meadows)於1869年創建,位於橫大方伯。
在大方伯醫局的第一年裏,他治療了鴉片成癮症,進行了白內障切除手術,治療了麻風病[1]。
隨着鴉片在中國的繼續流行,梅滕更保持了第一所大方伯醫局的初衷,繼續治療鴉片成癮者,並提供空間,分別建立男女戒煙所[8]。
廣濟醫院 (1884)
[編輯]1884年,每天早上排隊的病人越來越多,需要更多的住院空間,為此建立了廣濟醫院(The Hospital of Universal Benevolence),中文意為「廣行濟世」[11]。為了籌措這次擴建的資金,梅滕更出診自費病人(private patients),他們會支付一點出診費用。梅滕更說,他「被派到這裏來用我們的生活與工作來榮耀上帝,而我們必須儘可能在最健康的條件下來做這些」,這就意味着現有的醫院條件並不適合[4]。
梅滕更為獲得必要的資金,向中國省政府發出信函請求,又從威廉·查爾斯·瓊斯基金會獲得資金。他設計了廣濟醫院,在1884年5月開業。[4]它包含兩層樓和一個地下室,四個普通病房,十個私人病房,一個藥房,一個候診室和教堂。患者最初主要是男性,很少有病房分配給婦女。在每個病房都進行佈道;所有患者都有福音傳給他們。許多病人接受了洗禮[1][4]。規定那些有能力支付者付費膳宿,但醫療就診對所有人都是免費的。1894年,由於空間限制和中國習俗偏好,建造了一所獨立的女醫局[12]。
1895年來華的英國醫生葛崇德(A.T.Kember)[13]夫婦監督所有的手術,並提供幫助。特別是在梅滕更休假期間。[4] 到1885年底,共治療門診病人7931人,住院病人374人,以及自費病人180人,鄉村病人1460人。79例吞鴉片自殺者被送往醫院,60人獲救。
1922年,為與各醫院和機構有關的工人增加了男女療養院,還為當地的神職人員和他們的妻子建造了牧師療養院。
1909年裝修
[編輯]在整個醫院存在期間,病人和設施的數量都有所增加。隨着自費病人的增加,更多的資金湧入醫院,這為醫院的工作提供了資金[8]。教堂進行了翻修,大院內又增加了一個大型演講廳(Lecture Hall)。每天早上在門診部上班前,梅滕更和他的工人都舉行晨禱(morning service),並進行演講;所有患者都可以參加[4]。
新建築建在新購買的土地上,病人可以住在戶外。1905年,醫院開設了皮膚炎病房、女性病房和產科病房。六年後,醫院配備了電燈、水管和X光機[1]。
隨着中國政局的變化,該醫院多次易手和易名,最後在1960年,定名為現在的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1999年,該醫院躋身中國百佳醫院。現在,它與許多醫院和大學保持聯繫,包括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梅奧醫院(Mayo Clinic)[6]。
1914年,梅滕更建立廣濟醫院松木場分院,佔地200畝,是一所規模較大的隔離療養醫院,包括男女肺癆病院、麻風病院等[14]。
男女麻風醫院 (1889, 1892)
[編輯]梅滕更寫信給愛丁堡的麻風病傳教會,要求提供資金來開一個麻風病公寓,因為中國的麻風病患者數量很多。他的要求得到滿足,使他能夠在醫院旁邊購買土地。那裏有兩棟建築,被改為男女病房,有廚房和服務員。麻風醫院後來搬遷,包括裝修。[4]
學校
[編輯]廣濟醫校(1885)
[編輯]1882年,梅滕更開始培訓年輕人,教他們外科學和內科學。他們在診所以及床邊講座接受實際培訓,然後形成自己的診斷,再與梅滕更的診斷進行比較。他繼續擴大他的講道和教學區,以容納更多的從業者和學生。他的講座包括 健康、餵養、衛生、教育、化學和福音研究[4]。
梅滕更開設這所學校是為了培養本地人和歐洲人[8]。他在中國期間,大約有一百名學生在醫校接受培訓,與廣濟醫院合作。最初,教職員只有兩名教授,因此,新生只能每五年入學一次。前三批學生都是基督徒,然而,自義和團事變以後,對西方醫學培訓的需求大大增加,以至於一些非基督徒學生被錄取。[1][4] 醫校設有一個講堂、一個病理學實驗室和一個化學實驗室。許多接受梅滕更培訓的人,如果不是在醫院,就是在直接或間接地進行佈道工作[4]。
1916年,基督教青年會進入杭州後,廣濟醫校進行整修,在此召開了大型會議,傳授生活與行為的衛生習慣,包括作為靈魂和身體的救贖的福音。會議取得了成功,袁世凱捐助了2000美元資助這項工作。麥克萊勳爵和夫人為紀念他們的兒子捐贈了10,000美元。在奠基活動上,地基下埋了一口棺材,裏面裝着一本聖經,基督教青年會五年工作的報道,基督教青年會的規則,徽章,訂戶名單,杭州地圖,建築平面圖,日曆,以及奠基活動邀請函的副本。
這家醫院於1924年開業。地面和一樓用於教學,二樓是學生宿舍。此外,還有六個實驗室,分別進行物理學、有機化學和生理化學、普通化學、初級生物學、組織學和藥理學實驗。大樓內還設有一個圖書館,並配備了新設備,包括兩台X光機、一盞紫外線燈、兩個用於紫外線處理的高頻系統、一個泛光系統、一個碳酸造雪機、按摩器、
影響梅滕更工作的中國動盪
[編輯]義和團事變 (1900)
[編輯]在排外的義和團事變開始時,80名傳教士被殺,許多中國基督徒寧願死去,也不肯加入叛亂,反對基督徒。在動亂時期,許多傳教士搬遷到上海,包括梅師母。1900年,太后命令杭州的四位省級官員殺死杭州所有的傳教士,但是其中三位拒絕了這個命令。這三人都是梅滕更的朋友。當時梅滕更正在歐洲休假,由於他與中國官員的友好關係,使得許多生命倖免於難,因此他回到中國時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梅滕更發現中國的許多問題根源於保守主義、對西方文明的誤解,以及蘇維埃俄羅斯。梅滕更在一封信函中說:"中國人太保守了,對自己的國家評價太高了。"
1911年的內亂,對中國醫療保健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阻礙。許多受過訓練的工人被集體帶走,取而代之的是儘管熱心、但是經驗不足的幫手。儘管本地助手對護理、清潔和健康有更一般的了解,但是,他們難以控制社會地位較高的患者。住院病人大量湧入,廣濟醫校改為臨時急救醫院。一些守衛醫院的革命戰士在醫院教堂參加了祈禱。
莫干山1號
[編輯]1910年,55歲的梅滕更醫師在莫干山炮台山購地75畝,建造了英式古堡風格的莫干山1號避暑別墅,為莫干山最具標誌性的一棟別墅。梅滕更夫婦退休回國後,1928年,國民黨元老、「革命聖人」、浙江省主席張靜江將莫干山1號國有化,收編成為莫干山管理局的辦公室。1932年,張靜江又以江南汽車公司名義,將城堡從梅醫師之子手中買下,改為「綠蔭旅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城堡逐漸荒廢,1960年,梅滕更城堡倒塌。2007年起,裸心集團創始人南非遊客高天成和妻子建築師葉凱欣在莫干山建立了「裸心鄉」、「裸心谷」等度假村,帶來高端民宿產業「洋家樂」,以及低碳休閒的綠色理念。他們發現梅滕更別墅的遺址後,並投資2個億,重建城堡,同時修葺「裸心鄉」的農舍。2018年夏,裸心堡開業。[15]
晚年 (1926–1934)
[編輯]![](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4/40/The_grave_of_David_Duncan_Main%2C_Dean_Cemetery%2C_Edinburgh.jpg/220px-The_grave_of_David_Duncan_Main%2C_Dean_Cemetery%2C_Edinburgh.jpg)
1926年12月7日,梅滕更夫婦回到愛丁堡。在那裏,他終於退休了,已經超過了英國聖公會差會的退休年齡10年之久。臨行前,他表達了許多擔憂,因為他不想離開杭州,那時杭州還需要一所更大的醫學院,更多的醫生宿舍,一所用於疫情預防的傳染病院,等等。1926年初,梅滕更夫婦安排妥當,以確保他們永久離開後得到適當的組織。[4] 他的長子在他離開之前已準備好,接受了訓練。
梅滕更夫婦離開之前,大家為他們的返回航程舉行了一次禱告會。他們離開的那天,大批學生、病人、醫生、貴族、官員、朋友和崇拜者跟着他們來到火車站,表達感激之情。領事、許多傳教士,和歐洲朋友來到船艙,與他們告別[8]。
1927年梅滕更在愛丁堡定居後,對那裏的的醫學生活產生了興趣。[2]
去世
[編輯]1934年8月30日[2],梅滕更因急性肺炎在蘇格蘭愛丁堡去世,享年78歲[16]。他和妻子梅福孫一同葬在西愛丁堡的迪恩公墓(Dean Cemetery)的東北部分。墓碑上刻着4個繁體漢字:「仁愛而勞」。
紀念
[編輯]2014年,梅滕更醫師和小患者互相鞠躬的雕塑,立在杭州浙醫二院門診樓前[17]。
2017年,在中國莫干山1號梅滕更避暑別墅的原址上新建的度假地裸心堡,建立了一個關於梅滕更的博物館[18][19]。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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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2.1 2.2 2.3 2.4 2.5 2.6 Obituaries 2 (3844). 1934-09-08: 495. PMC 244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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