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世報
益世報 Social Welfa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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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5月4日封面 | |
持有者 | 益世股份有限公司 |
創辦者 | 雷鳴遠 |
創刊日 | 1915年10月10日 |
語言 | 國語 |
總部 | 天津 |
國家地區 | ![]() |
發行量 | 35,000 (1931年天津版) |
OCLC 編號 | 47623169 |
《益世報》(英語:Social Welfare;音譯:I Che Pao[1]或Yi Shih Pao[2]),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一家隸屬於天主教會的報紙,由比利時籍神父雷鳴遠於1915年10月10日在天津創辦。[1]雖然是天主教報紙,《益世報》內容並不拘泥於宗教,涉及範圍廣泛,長期持反日愛國之立場,[3]是新文化運動時期京津地區的重要報紙。[4]
1916年添設北京版,是五四運動中第一家被查封的報紙。[5]七七事變後,天津版主編生寶堂被日軍誘捕殺害,繼而停刊。先後在昆明、重慶復刊,至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天津復刊。在于斌主教帶領下,逐步形成天津、北平、南京、上海、西安、重慶的《益世報》網。因于斌反共立場,被中國共產黨批評。[6][7][8]1949年前後關停後,劉守榮之子劉益之又創設有新加坡《益世報》,僅經營四個多月。[9]
《益世報》各地版本相對獨立,其中以天津版發行時間最久,影響力最大。[10]因天津版之編輯經營長期被劉守榮、劉豁軒兄弟控制,又有「劉家報」之稱。[11]與《大公報》《申報》和《民國日報》一同被稱為「民國四大報刊」。[12][3]
籌備經過
[編輯]1901年,雷鳴遠來華傳教,並於1906年成為天津總本堂望海樓教堂的本堂神父。[13][3]他在傳教的過程中宣揚救國理念,吸引到包括馬相伯在內等著名天主教徒及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其教徒集結髮行《救國》小冊子。[14]1911年,鹽山縣王耀華創辦的《教理通告》,後被雷鳴遠接手,後改為周刊《廣益錄》作為華北天主教會的機關報。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雷鳴遠為宣揚民族意識,籌辦《益世報》。[3]
《益世報》的籌備得到當時在天津創設《大公報》的英歛之之幫助,以1913年雷鳴遠在歐洲的籌款,加上朋友借款,總計不到四萬元開始發行。創刊時,雷鳴遠以獨資任董事長,選定劉守榮為總經理,杜竹軒為副經理。劉守榮,字浚卿,雷鳴遠在天津傳教時入教,舉凡雷神父在天津所發起的事業和活動,從籌畫到實行,他無不參與。為避免被視為受外國支配,報館選址不在租界內,而是在天津南市榮業大街。為達到發行的廣告效果,在天津鬧市設立廣告牌,寫道「雙十節將如何?」一度引來天津警察局的關注與詢問。至1915年雙十節,廣告牌揭幕,改為「益世報出版了!」[1]
報紙開辦後,各教區賀函附帶着捐款源源而來。[1]隨後,周刊《廣益報》改為周刊《益世主日報》,以《益世報》收錄時事新聞,《益世主日報》收錄教會新聞。[3]
發展歷程
[編輯]老西開事件
[編輯]1916年,西開教堂竣工,法國領事以保護教堂為名義,派軍隊將駐守教堂的中國警察全部繳械逮捕,引發民眾抗爭。《益世報》總經理劉守榮慷慨演講稱「我國雖未亡,而外國人對待我國如亡國一般」,力挺抗爭。雷鳴遠則認為此次事件影響教會在華形象,提出「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口號。二人帶領《益世報》廣泛報道、積極支持和聲援天津市民的抗爭活動。[10]
從1915年到1916年,雷鳴遠與天津紳商組織「維持國權國土會」,以《益世報》為言論機構,組織上街遊行、罷工罷市,天津地區天主教教會,包括大部分神職及教友都有參與,乃中國天主教第一次的愛國行動之一。[15]《益世報》以公開信形式,要求要求法國撤離老西開,引發法國領事館責難法國籍主教杜保祿。自此,天津教會不再支持《益世報》。[1]
1917年,報館遷至東門外小洋貨街。[1]因為激烈的反法行為,雷鳴遠與好友湯作霖一同被遣使會懲處,雷鳴遠被調往浙江,湯作霖則被調往位於南半球的基多;湯作霖拒絕調任後,隨即被剝奪神權。[15]雷神父上書教廷,請教廷下達指令,准許《益世報》繼續發行。[1]1918年,雷鳴遠離開中國,返回歐洲,期間還資助中國旅歐勤工儉學的學生。在歐洲期間,他到梵蒂岡控訴法國傳教士,建議撤銷法國的保教權、讓中國人自己管理教會。[14]儘管收到了教會的懲處,雷鳴遠卻在中國人里收穫了很高名望。[3]
五四運動
[編輯]在雷鳴遠動身前往歐洲以前,1918年5月,時任美國駐華公使館副領事伯爾(英語:Roger A. Burr)向其出資60,000墨西哥元收購天津、北京的《益世報》,但並未獲得京師警察廳之批准。[16]同年,成舍我經由李大釗介紹到《益世報》北京版從事兼職編輯。[17]1919年2月,北京的《益世報》節譯《華北明星報》(英語:North China Star)及《京津泰晤士報》,刊載日使向中國外交部施壓之消息,引發北京警方傳喚益世報主筆警戒。隨後《順天時報》刊登文章指「中日之親善乃中日共存之根本」,引北京《益世報》編輯潘雲超於2月9日發表社論批評駁斥。2月15日,世界報界聯合會會長威廉北京宣傳威爾遜主義,北京報館經理杜竹軒負責接洽。[16]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益世報》採取支持學生的立場。5月23日,《益世報》北京版刊登成舍我所寫的社論〈安福與強盜〉,惹怒安福派政客。5月24日,京師警察廳包圍了南新華街《益世報》北京館,逮捕總編潘雲超,查封報館,成為五四運動中首家被查封的報館。京畿警備總司令部致函京師警察廳,指《益世報》前一日刊載的〈山東第五師全體士兵敬告全國同胞電〉 系「煽惑軍隊,鼓盪風潮」,要求警察廳即刻查封報館。[5]當日,《華北明星報》的美國記者愛番司[16](或譯烏理查·挨朋[5])偕中美通信社經理陳廷謨京師警察廳與司法處晤談,請求保釋潘雲超。[16]詢問不能保釋原因時,司法處白處長談及日本公使館派人質詢警察廳為何不直接對學生開槍。[5]翌日,《華北明星報》刊文指《益世報》被封實因背後「受駐京某公使抗議之影響」,並指出《益世報》在美國註冊。隨即京師警察廳援引法律,稱「民國元年九月以後,外國人不得在北京添開營業」、「不准私攬洋股」,認定《益世報》乃中國人承辦,美國不得干涉。[16]
25日下午,美國大使芮恩施前往京師警察廳要求保釋潘雲超,並求見外交部部長代理陳籙而被因病推脫。26日,美國公使館向北洋政府正式抗議,芮恩施還前往總統府拜訪徐世昌,要求儘快解封《益世報》。27日,美國駐華公使館宣佈《益世報》法律程序齊備、為美國人所有,當日英美駐京記者致函徐世昌,認為中國政府對待《順天時報》和《益世報》厚此薄彼,要求維持《益世報》。31日,京畿警備總司令段芝貴斷然否認《益世報》為美國人所有,安福派、交通系均力阻《益世報》北京版重新發行,徐世昌無法調停。潘雲超被捕之事令《益世報》因此銷量大增。6月15日,天津《益世報》在北京、保定之郵寄亦被北京巡警所查處。6月22日,潘雲超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期間成舍我代行北京版總編輯職責。[16]
新文化運動
[編輯]新文化運動期間,《益世報》是京津地區的重要報紙。[4]《益世報》副刊《語林》長期關注左翼文化運動,發表左翼文學作品。[18]1919年7月下旬,為宣揚俄羅斯十月革命所帶來的思潮,周恩來帶領天津的大學生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10]1919年8月,回民愛國領袖馬雲亭和朱氏二兄弟因抗日宣傳,被當局槍決。周恩來撰寫《評現今輿論界並問〈益世報〉》《再問〈益世報〉》等文章,批評《益世報》只關注軍閥混戰,並未關注國難。《益世報》隨後轉載了周恩來的文章,並增加了相應的報道。[3]後來,北洋政府向天津協成印字館施壓,要求不准其印刷該報紙,《益世報》則出面代印。[10]
1920年至1924年周恩來赴西歐勤工儉學時,被該報聘為特約記者。[19][20]先後為《益世報》撰寫長篇通訊達57篇之多,總字數達25萬多字。[21]其內容主題包括反映歐洲社會情況、反映勤工儉學學生的鬥爭。1921年6月,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爆發了大規模鬥爭,先後寫下了《旅法華人拒絕借款之運動》、《中法大借款竟實行簽字矣》、《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訊》等文章,以期拒絕北洋政府向法國政府秘密借款。中國駐法公使館發佈佈告停發勤工儉學學生的生活維持費後,又寫了長達3萬字的長篇通信《勤工儉學生在法最後之運命》描述留法學生的對此的抗爭。[21]
軍閥干涉
[編輯]1922年,路友於開始擔任《益世報》北京版編輯,於1923年加入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員李大釗、國民黨員于右任在組建國民黨北方執行部。[22]1924年,受李大釗介紹到北京報館工作的成舍我,因嫌報館淪為軍閥工具,辭去《益世報》的工作,獨立創辦《世界晚報》,獲得廣大讀者青睞;[23][24]4月即因報道江浙戰爭時被當局以「混淆視聽」之理由被查封。[4]1927年4月,奉系軍閥張作霖包圍庇護左翼分子的蘇聯大使館,逮捕了《益世報》北京版編輯李大釗、路友於,並判處死刑。[22]
1923年起,顏旨微出任天津版總主筆,仿照梁啓超「新文體」,以淺近文言評論時事,與上海《商報》主筆陳布雷其名,當時有「北顏南陳」之說。[12]顏旨微立論折衷,流暢易誦,對各派立場持調和態度,曾連續發表十餘篇社論批評北洋政府大舉外債。[25]奉系軍閥以《益世報》「宗旨乖謬,別抱陰謀,對於東省政局污衊詆毀意圖挑撥」為由,要求東省各地查禁《益世報》的北京版及天津版。[26]1924年,由於天津《益世報》在直奉戰爭反奉擁直的立場,為了避免奉系軍閥的干擾,遷進意大利租界。[1]1925年,奉系軍閥進入天津,劉守榮被逮捕,報紙被強行接管;[26]其後三年,天津報館都是由奉系軍閥所經營。[3]
1928年夏,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奉系勢力被逐出關外,《益世報》得以恢復之前立場。[3]1928年10月,天津版總主筆顏旨微,應陳布雷邀請前去南京擔任蔣介石秘書,但不久就以父母已老、不習慣南方生活為理由辭職。[25]
反日宣傳
[編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27]當年,天津版日發行量達35,000份,與天津《大公報》持平,影響力一度超越《大公報》。[28]1932年1月,該報聘請在上海的羅隆基來天津當主筆,[27]強烈抨擊當局的不抵抗政策,《益世報》因此受到停止發行的處分。[29]
1933年《塘沽協定》簽訂後,羅隆基在《益世報》上發文,痛斥國民政府是「對外屈服,對內欺騙」。1933年秋,國民黨藍衣社暗殺羅隆基未遂,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益世報》給予「嚴重警告」。1933年底,迫於壓力,羅隆基不被《益世報》續約。[27]錢端升繼任主筆,數月間針砭時弊,因為寫《論華北大勢——兼送黃郛委員長南行》被迫離職。[30]期間劉守榮總經理逝世,劉豁軒繼任。[1]黃郛離開天津後,宋哲元代替黃郛管治北平、天津一帶, 羅隆基取得宋哲元的諒解,重返《益世報》,期間發文反對國共內戰,要求一致對外抗日。[27]
人事鬥爭
[編輯]1928年,剛從南開大學畢業的劉豁軒被聘請為總編輯,協助兄長劉守榮打理報社。[31]自1928年天津設立特別市後,閻錫山、張學良和宋哲元爭奪天津之控制權,輪流委派天津市長。[18]1932年7月,《益世報》創始人、北平版編輯杜竹軒,因心臟病突發逝世[32]:4195。1934年,劉守榮因病逝世。1936年,劉豁軒患病辭職。[1]
1936年初劉豁軒辭職後,雷鳴遠以益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名義委常務置事李渡三李渡三繼任總經理。[1][33]雷鳴遠當眾囑咐李渡三報紙應當忠於天主教、保持政治獨立及愛國、避免任用私人。然而,李渡三任用私人,接受他同鄉、山西軍閥閻錫山的津貼,並且偷偷將股份轉售給並非天主教徒的閻印封,並且宣佈剝奪雷鳴遠董事長頭銜,自己取而代之。[1]
1936年6月2日,因李渡三與日本人往來密切並以報館名義領取津貼,[33][34]雷鳴遠帶領強壯的修士和教友,乘夜間進入報館, 將李閻二人驅逐,委生寶堂為總經理,並當日刊登於《益世報》上。宗座駐華代表蔡寧發表聲明,指出《益世報》為天主教報,雷鳴遠為該報董事長。[1]
1937年7月28日,日軍侵入天津,逮捕了前《益世報》經理劉豁軒。生寶堂拒不刊用日本同盟社的稿件,繼續刊登各地抗戰新聞和愛國文章。日本當局禁止《益世報》在天津市區發行,《益世報》報社在意大利租界內繼續發行,還派人把報紙偷運到海河南岸的英、法租界去零售。生寶堂住在萬國橋南側的法國租界,日本特務設埋伏於萬國橋上,攔截了生寶堂的法國牌照汽車,綁架生寶堂至日本憲兵隊。[35]當日與生寶堂議事的羅隆基則躲過一劫,翌日便離開天津南下。[36]生寶堂受盡嚴刑,被活活地折磨致死。[35][37]9月5日,天津《益世報》因此停刊。[38]
1937年後
[編輯]異地發行
[編輯]1937年9月天津版因日軍殺害主編生寶堂而停刊後,雷鳴遠與南京教區主教于斌合作,1938年12月8日在昆明復刊,期間雷鳴遠還到昆明報館看望編輯,並要求延續天津報館之抗日精神。[14]1940年3月24日,《益世報》遷往重慶繼續發行。[38]在此期間,《益世報》內部人事與企業關係都和天津版沒有任何關係。[3]1940年6月,雷鳴遠去世,于斌接任報社董事長。[38]1944年12月25日,在天主教會支持下,《益世報》西安版創刊。[39]
抗日戰爭勝利後,天津版於1945年12月1日復刊。[10]1946年4月11日,聖座宣佈在中國建立聖統制,于斌升任南京總教區總主教,並致力於致力於在天津、北平、南京、上海、西安、重慶6個城市設立《益世報》網,並籌組天主教益世廣播電台。因于斌之反共立場,其本人被中國共產黨列為國共內戰之文化戰犯,[8]《益世報》亦被中國共產黨攻擊。[6][7]期間新設立有南京版及上海版,各自於1946年6月15日、1946年11月12日創刊。[38]
滲透與關停
[編輯]1946年8月,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劉時平進入北平《益世報》擔任記者。[40]1946年12月,駐紮北平的美軍士兵強姦國立北京大學先修班學生沈崇,引發全國性遊行示威。北平市警察局、中央社、國立北京大學訓導長陳雪屏隱瞞沈崇北京大學就讀身份,並指其並非良家女子。[41]時任北平《益世報》採訪部主任的劉時平查閱國立北京大學學生註冊表,確認了其國立北京大學學生身份,並公佈了消息。[42]
1948年7月《新民報》被關停後,南京教區總主教于斌於8月邀請《新民報》主編鄒震任職《益世報》南京版,並稱願意付與全權。鄒震因此安排中國共產黨地下党進入該報工作,逐步控制了報紙的編輯權,並通過轉載三藩市和新華社的廣播內容,獲得歡迎。在此期間,報紙的銷量也從原來一天500份,上漲到近三萬份,在南京僅次於《中央日報》。1949年3月7日,發表《論停止接受美援問題》社論,指責美國援助導致中國之內戰不能結束;該社論隨即被美聯社轉載,並在香港、華盛頓引起關注,國民政府隨即決定逮捕作者宣諦之。[43]
1949年前後,各地《益世報》先後停刊被中國共產黨當局接收。[10][43][11]天津《益世報》停刊後,劉益之輾轉前往新加坡,受到于斌的支持,聘請到劉以鬯、劉文渠、張冰之、鍾文苓、趙世洵等知名香港報人,1952年5月創設新加坡《益世報》,創刊後四個月隨即就停刊。[9]
版本概要
[編輯]《益世報》1915年10月10日在天津創刊,是以天津版發行時間最久,影響力最大。[10]1916年2月8日,開始發行北京版,與天津版銷售採編相對獨立。[38]此後擴展有多地版本,均相對獨立。[38]按照創設時間順序,梳理如下:
1937年前
[編輯]- 天津版:1915年10月10日創刊,1937年9月因主編生寶堂被日軍殺害而停刊。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劉守榮之子劉益之負責在天津復刊,劉豁軒擔任復刊後的《益世報》社長,劉益之兼任總經理。[11]1945年12月1日,重新在天津發行。1949年1月15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天津,《天津日報》社兼新華社天津分社接管了在天津市區的《益世報》社人員資產,《益世報》因此停刊。[10]
- 北京版(北平版):1916年,《益世報》創刊第二年,雷鳴遠派副經理杜竹萱到北京創當地分館,[1]潘雲超為總編輯,在美國公使館註冊。[5]北平版採用天津版的期號。[44]1916年2月8日創刊,1939年5月6日停刊,中間有1919年5月25日至7月31日休刊。抗日戰爭勝利後,於1945年9月17日復刊。[44]1948年12月25日停刊。[44]1949年2月1日中國共產党進駐北平後,場地設備被《人民日報》接收。[45]
後方復刊
[編輯]- 昆明版:1937年8月天津《益世報》停刊後,雷鳴遠與南京教區主教于斌合作,使得《益世報》得以在1938年12月8日在昆明復刊。[46][14]1940年遷往重慶。[14]
- 重慶版:1940年3月,創設重慶版。[46]抗戰勝利後,劉守榮之子劉益之奉命從重慶返回天津,重建《益世報》。[11]
- 西安版:1944年12月25日,在天主教會支持下,《益世報》西安版創刊,報社位於西安南大街12號。對開大報,初為3日刊,後改日刊。中途停刊,由天主教西安教區接辦,1947年10月10日又復刊。發行人兼社長高思謙、馬在天,副社長趙玉璞,經理藺效如兼總編輯,主筆劉中流。主張「以言論報國」,持反共立場。1948年4-5月間該報又由魏步青接辦,盧兗任社長,直至停刊。[39]
1945年後
[編輯]- 南京版:1946年11月12日創刊,1948年8月後逐步為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所控制,1949年解放軍攻佔南京後,仍繼續出版至《新華日報》順利出版發行後,至5月16日方才停止出版。[43]
- 上海版:1946年6月15日創刊,解放軍攻佔上海前停辦。[47]
- 新加坡版:1952年5月,由原天津版總經理劉益之在新加坡創設,創刊後四個月隨即就停刊。[9][48]
參見
[編輯]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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