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共產主義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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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共產主義叛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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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內戰的一部分 | |||||||
1963年和平談判破裂後緬甸共產黨代表團徒步返回其在鄉村地區的基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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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戰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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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與領導者 | |||||||
參戰單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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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 | |||||||
43,000 (1951)[3] | |||||||
傷亡與損失 | |||||||
1,352人陣亡(1952年官方記錄) | 未知 | ||||||
總共3,424人陣亡(1952年官方記錄) |
緬甸共產主義叛亂(英語:Communist insurgency in Burma),毛派及其同情者以及中國、越南、佤邦和撣邦東部第四特區方面稱為緬甸人民解放戰爭,主要指由緬甸共產黨及其衍生組織和共產黨 (緬甸)發起的叛亂事件。第一次叛亂發生於1948年到1989年。隨着緬甸共產黨由於內部派系鬥爭受到重挫而發生分裂,第一次叛亂結束。而2009年緬甸政府軍再度同部分前緬共武裝爆發的衝突及2021年軍事政變後宣佈復出並活躍於克欽邦與實皆省的新緬共之間的衝突,被視為第二次叛亂,並一直持續至今。
起源(1939-1948)[編輯]
1939年8月15日,緬甸國父昂山在原德欽黨基礎上宣佈成立緬甸共產黨,成為該黨首任總書記,巴莫任第一副書記。1940年8月,為取得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繫,昂山親自前往福建廈門,在與中共的地下組織接頭失敗後遭廈門租界的日本憲兵隊綁架並被押送東京,最終在日本軍部的脅迫下脫黨成為親日派,導致緬共領導層一時失去鬥爭方向。
抗戰期間[編輯]
1941年7月,德欽梭和德欽丹東在永盛監獄共同起草了《永盛宣言》,宣佈法西斯主義是「即將到來的戰爭中的主要敵人」,號召與英國暫時合作,建立起包括蘇聯在內的廣泛同盟。這一舉措是遵照在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由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洛夫主張的人民陣線戰略。
這個呼籲與1940年離開緬甸,秘密接受日本人軍事訓練的昂山和三十志士所組成的緬甸民族主義組織德欽黨的主流意見相反。1941年12月27日,昂山在泰國曼谷組建緬甸獨立軍(BIA)來對抗同盟國[6]。1942年昂山引領日軍進軍緬甸,3月8日佔領仰光,同年7月,全緬英軍被擊退,緬甸獨立軍改組為緬甸國防軍。1943年8月1日,傀儡政權緬甸國成立,巴莫出任總理,昂山出任國防部長,緬甸國防軍也重組為緬甸國民軍(BNA)。
德欽梭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轉入地下,組織武裝抵抗力量,而身為傀儡政府農業部長的德欽丹東將情報交給德欽梭。登佩敏和Tin Shwe於1942年7月接觸流亡到印度的英屬緬甸殖民政府。1944年1月,在德欽梭主持下,緬甸共產黨成功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
隨着戰爭的進行,昂山對日軍勝利的可能性愈發懷疑,最終昂山於1944年中葉決定投靠同盟國陣營,同時與他過去的戰友緬甸共產黨重新建立聯繫。1944年8月到9月,緬共、「緬甸國民軍」(昂山為首)、「緬甸人民革命黨」(即緬甸社會黨前身)等團體領導人在吳努家中舉行了會議,成立「反法西斯組織」。1945年3月3日,反法西斯組織更名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5天後,基地位於曼德勒的西北戰區共產黨人指揮官Ba Htoo開始了對日軍的武裝抵抗行動。1945年3月27日,在昂山的領導下,武裝抵抗升級為全國範圍內的起義,日軍最終於當年7月撤退。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由此成為戰後直到緬甸獨立後數年的最有影響力的政黨[7][8]。
抗戰勝利後至昂山遇刺[編輯]
1945年9月,德欽梭和Ba Tin到印度同當時深受白勞德主義影響的印度共產黨談話,回國後德欽梭確信武裝鬥爭是奪取政權的唯一方式。出於對逐漸擴散的群眾示威的恐懼,英國新總督休伯特·蘭斯任命昂山等人出任行政委員會中的一些職位。昂山一開始拒絕這個提議,但最終在1946年9月接受提議。此時業已清算白勞德路線的緬甸共產黨由此同昂山產生分歧,最終德欽丹東被解除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總書記一職。11月2日,在緬共指責昂山和社會黨「在帝國主義面前下跪」,出賣革命以加入行政委員會,故此號召罷工之後,緬共最終被逐出同盟[8][9]。
1946年2月,德欽梭指責緬共領導層是「白勞德主義者」。當時在接替德欽梭出任黨的總書記的登佩敏的主持下,緬共於1945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採用此前登佩敏在印度起草的名為「向更好的互助信任和更好的合作」的政策。德欽梭和7名中央領導從緬共分裂出來,另行組織共產黨 (緬甸),又稱紅旗共產黨(旗幟沿用緬共的紅旗),德欽梭任紅旗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緬甸共產黨則重新組成新的中央,又稱白旗共產黨(改用白旗為黨旗),選舉德欽丹東出任中央總書記(後改稱中央委員會主席),繼續同昂山和同盟合作。獨立談判期間,英國發覺德欽丹東是昂山背後的軍師[8]。最終,白旗共產黨也無法同昂山和社會黨人形成「左翼大團結」。
1947年2月,Ba Thein Tin和共產主義學生領袖Aung Gyi參加了在倫敦舉行的英帝國殖民下的共產黨國際會議,這也是緬甸共產黨第一次參與到共產黨國際會議中[8]。在批判當年舉行的制憲議會選舉後,緬共還是派出25名候選人參選,但只有7人當選[8]。隨後在7月19日發生的刺殺昂山和其閣員的事件震撼了緬共和全國,但緬共仍然迫切想和同盟建立統一戰線,認為刺殺是帝國主義者試圖阻止昂山建立左翼聯合陣線的陰謀[8]。
之後,吳努在倫敦同英國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完成了昂山開始的獨立談判,而《1947年10月吳努-艾德禮協議》被緬共指責為是一個羞辱,爭議的焦點是作為協議附件的《列雅-弗里曼防禦協議》,協議向英國提供了3年在緬甸境內進行軍事訓練和未來潛在的軍事同盟的優惠,這被緬共認為是英國干涉緬甸主權和吳努的妥協的證據[8]。
1947年11月8日,吳努提出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重現建立聯合陣線的建議,呼籲緬共,社會黨和一個由作為昂山私軍的二戰老兵組成的人民志願組織(PVO)進行談判。當這一提議失敗後,吳努指控緬甸共產黨搜集武器準備發動起義,而緬共反對協議的舉動最終迫使緬甸決定不加入英聯邦。1947年12月,緬共的孟加拉裔理論家Yèbaw Ba Tin發表了《當前的政治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重提此前1月的口號「最終奪取政權」,號召「全國起義來摧毀賣國協議」,將一切英國和外國資產國有化,廢除一切形式的地租和債務,廢除國家官僚機構代之以人民政府,並將與中、越、印尼(為當時東南亞的第二大共產黨)三黨結盟寫進綱領(同「民主中國和鬥爭中的越南和印尼」建立核心同盟),以此為基礎獲得蘇聯的支持,以及和其他「反抗英美帝國主義殖民」的民主國家建立同盟和貿易關係。緬共隨後執行了一套雙重政策:動員仰光和其他城市的工人和政府僱員發動罷工,以及在農村地區建立受民兵保護的「解放區」[8]。
1948年2月,在仰光發生了一系列由緬共支持的全緬工會大會(ABTUC)發動的罷工浪潮,3月在彬馬那鎮區發生了由全緬農民組織(ABPO)發動的7,500人遊行。由於相信他們將於3月27日抵抗日發動起義,吳努由此下令逮捕緬共領導人,但最終發現緬共總部已人去樓空。緬共的領導層逃到他們擁有強大影響力的彬馬那鎮區準備發動武裝革命[8]。
早期鬥爭及挫敗(1948-1958)[編輯]
反抗同盟的叛亂[編輯]
1948年4月2日,緬甸共產黨在勃固打響了獨立後武裝起義的第一槍。此時,德欽梭領導的紅旗共產黨,武僧U Seinda領導的若開人和若開邦的聖戰者業已發動了武裝叛亂。人民志願組織(PVO)分裂成「白帶」和「黃帶」兩派,由Bo La Yaung(三十志士之一)和Bo Po Kun領導的多數派「白帶派」在同年7月也加入了武裝叛亂。吳努政府徵用克倫人和克欽人來鎮壓共產主義叛亂,並在1948年晚攻下卑謬鎮,德耶謬鎮和彬馬那鎮。1949年末,由於國防軍總司令史密斯·敦(克倫人)被三十志士中的資深領袖奈溫取代,克倫民族聯盟 (KNU)宣佈反叛。孟族和撣邦的勃歐人也隨之反叛。緬甸步槍隊的三個團也在三十志士的成員,共產黨人軍官Bo Zeya, Bo Yan Aung,和Bo Ye Htut的領導下轉入地下,組織緬甸革命軍(RBA)[8]。
緬甸共產黨將緬甸定性為「半殖民,半封建國家」,因此選擇了毛主義的在農村組建游擊隊,而不是動員城市工人的路線[10]。與此同時,緬共也支持處在合法地位的左翼反對黨,例如由工會領袖Thakins Lwin和Chit Maung領導的緬甸工農黨(BWPP),該黨被仰光報章稱為「秘密共產主義者」和「紅色社會主義者」。工農黨試圖將共產黨重新拉回主流政治中,但失敗了。在1956年兩黨組成國民聯合陣線參與競選,取得35%選票,但所得議席不過寥寥[8]。
政治局的「為了黨的存活而鬥爭」的決議於1948年4月在仰光召開的秘密中央委員會會議以及一個月後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得到確認。緬共總部繼續在彬馬那鎮-央米丁鎮地區活動,偶爾北上到 曼德勒-密鐵拉-敏建地區活動。在共產黨控制的地區,債務被廢除,農業和貿易合作社被建立起來。武裝叛亂一年後,共產黨的武裝依照毛主義路線重組為主力部隊-機動游擊隊和民兵,指揮權由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同掌。主力部隊被稱為「緬甸人民解放軍」 (PLA),與同時期建立起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同名。1950年9月,緬甸人民解放軍與緬甸革命軍合併為「人民軍」,與當時在中國幫助下剛剛正式成立的越南人民軍同名,由Bo Zeya指揮。常規軍被分成四個主要戰區,各有一千人[8]。
儘管德欽丹東此前曾支持克倫人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民族主義叛亂和民族自決權以及撣族反對封建貴族的鬥爭,克倫民族聯盟還是被緬甸共產黨定性為被英國人控制來破壞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政府和共產黨人團結的「反動封建組織」由此內戰演變成由三方分別參與:吳努政府,共產黨游擊隊和克倫民族聯盟為代表的少數民族分裂勢力。吳努政府預計僅政府人員就有包括1,352名軍人在內的3,424人陣亡[8]。
統一戰線[編輯]
隨着卑謬鎮被共產黨,緬甸革命軍和人民革命組織聯軍攻下,第一個反抗吳努政府的統一戰線組織,人民民主陣線(PDF)於1949年3月在當地成立。隨後三方同盟協定由德欽丹東,德欽梭和Bo Po Kun在1952年10月1日簽署。除於1950年組建人民軍的緬共和人民革命組織合併外,協議主要包括領地的劃分和合作條款[8]。
1952年11月,緬甸共產黨和克倫民族聯盟達成停火協定,但並沒有形成軍事同盟。一些少數民族武裝的投降使克倫民族同盟匆忙於1956年4月組建民主民族聯合陣線(DNUF),後來領導權逐漸由Mahn Ba Zan領導的毛主義政黨克倫民族聯合黨(KNUP)掌控。克倫民族同盟左派由此同其他少數民族勢力漸行漸遠,並同緬共走得更近,最終兩黨於1959年5月在國民民主聯合陣線(NDUF)的形式下達成同盟關係[8]。
國民民主聯合陣線也包括了在孟邦人民陣線投降後,由Nai Shwe Kyin領導建立的新孟邦黨,1956年3月成立的欽族民族先鋒黨(CNVP)和於1957年7月成立的由Saw Maw Reh領導的克倫尼民族進步黨(KNPP)。新孟邦黨和克倫尼民族進步黨都是在克倫民族同盟的幫助下成立的。這是民族武裝勢力中最成功的統一戰線組織,一直延續到1976年,克倫民族同盟從聯合陣線中脫離,另外組織民族民主陣線(NDF)。然而緬甸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族自決原則,即受壓迫民族應在政治上脫離擁有統治地位的壓迫民族,但絕不等於分離出國家版圖,而是要在各個不同場合下基於整個社會發展的利益和爭取無產階級的利益來處理民族問題。對於受殖民統治或外國軍事侵略和佔領下的民族來說,民族自決權是指擺脫殖民統治並建立或恢復獨立的主權國家的權利(如1921年蒙古革命擺脫日本支持的中華民國和俄國白軍的軍事佔領後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而對於已經建立獨立國家的民族整體來說,作為其組成部分的少數民族所適用的民族自決概念僅限於脫離奉行大民族沙文主義(如泛斯拉夫主義、大漢族主義、大緬族主義和馬來人至上等)的主體民族政權的種族壓迫,而在擺脫這一壓迫(推翻奉行種族主義的主體民族政權)後所要實現的則是國家主權範圍內的民族自治權利。緬共由此根據蘇聯和中國的經驗(如1920年蘇聯扶持成立遠東共和國脫離日本支持的俄國白軍政權、1947年中國共產黨在蒙古族地區建立內蒙古自治區脫離中華民國管轄,與辛亥革命時期中國各省宣佈脫離清廷獨立類似),認為各少數民族地區脫離現政權管轄不能以實現分離並成立小國家為目的,而是為實現新政權成立後在中央對各民族地區的統一領導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因而要求各民族地區反抗緬甸政府的運動都必須置於其領導之下。這和當地少數民族所認為的民族自決的觀念(獨立於緬甸國家版圖之外)相去甚遠,因為共產黨人一貫認為沒有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所謂民族自決權不過是「現有體制所給予『民族(nation)』的不是在他們(『民族』)為其所能時的簡陋祝福,就是在其所不能時的空洞短語」、「只維護單獨一個民族的某些特權,並總是力主為『自己的』民族取得更大的利益」,從而形成某個少數民族因所謂的「民族意識」而對抗全體主體民族的局面,與實行民族壓迫的主體民族統治者製造和煽動民族仇恨的政策無異,因此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個國家並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不可接受的,而是應同時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統一戰線內各黨的意識形態衝突得因而不到解決[8]。
「和平與統一」對「武裝爭取民主」[編輯]
1950年代,共產主義武裝的進攻逐漸失去力量;1953年10月緬甸政府取締該黨,國民對內戰的不滿促成了緬甸共產黨在1955年提出「和平與統一」的主張。這一主張得到了仰光左翼反對派和保守派的共同歡迎。擁有崇高聲望的民族主義領袖德欽哥都邁於1958年組建內部和平委員會,被政府允許代表緬共說話。在1956年緬甸大選中,民族聯合陣線取得很好的成績,給吳努政府造成一些政治動盪[8]。
在國際上,得到美國支持的國民黨軍隊在內戰失敗後從雲南跨境到緬甸東北部,使緬甸政府拒絕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周恩來在從印度支那半島舉行的日內瓦高峰會返回後前往仰光會見吳努,雙方發表了一份聯合宣言,重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人民有「選擇本國體制」的權利;吳努於下一年回訪,得到中國政府不會同緬共聯繫的保證。同年12月,尼古拉·布爾加寧和尼基塔·赫魯曉夫訪問緬甸長達一個星期,表現出認可緬甸作為一個模範的不結盟的,按照自己節奏發展的社會主義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意思。緬甸政府也是萬隆會議的強烈支持者。1957年,奈溫率領了一支軍事代表團訪問中國,會見了毛澤東[8]。
吳努隨後轉向對自己有利的和平談判,提出了非常成功的「武器換民主」的主張。緬甸國防軍在1956年初的進攻計劃,在木各具的Aung Thura(「英勇勝利」)計劃,在勃生的Aung Tayza (「輝煌勝利」)計劃都取得了局部的勝利。1958年發生了克欽族民族主義者的大規模投降,隨後是勃歐族,孟族和撣族共產主義者,但更重要的是Bo Po Kun領導的人民革命組織。官方數字是5,500名「武裝共軍」「投向光明」,其中包括了主要在若開邦北部實兌地區活動的800名白旗共產黨人[8]。
政變後再次開展鬥爭的準備(1962-1968)[編輯]
1962年政變與1963年和平談判[編輯]
奈溫看守政府主持了1960年2月舉行的大選,由吳努領導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廉潔派(Clean AFPFL)取得了勝利,並修改黨名為緬甸聯邦黨[8]。然而,兩年後以奈溫為首的親美少壯派軍官發動軍事政變,吳努政府垮台,聯邦黨大部分領導層和少數民族領袖被關押。同年7月7日仰光大學的學生發起和平示威,遭到緬甸國防軍的殘酷鎮壓,造成上百名學生被殺。
1960年代中期,美國國務院估計緬甸共產黨成員大約有5,000人。
1963年4月1日,聯邦革命委員會主席奈溫在發佈大赦令後提出和平談判。在1958年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分裂前就在仰光活動的三十志士之一的Bo Ye Htut以及緬甸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同Bo Ye Maung和Bo Sein Tin一起接受了這一建議。同月,克倫民族同盟分裂成克倫民族團結黨(KNUP)和Tha Hmwe領導的克倫革命協會(KRC)。6月,紅旗共產黨代表團最早來到談判桌,隨後紅旗共產黨的領袖德欽梭在8月從若開邦來到談判地點。僅僅舉行三次會議後,聯邦革命委員會就在8月20日突然結束談判,紅旗共產黨代表團匆匆回到若開邦首府實兌[8]。
由Bo Zeya, Yebaw Aung Gyi, Thakins Pu,和德欽巴登頂領導的三支緬甸共產黨代表團在7月和9月從北京回國,這些「北京回歸者」被允許前往位於勃固山脈的黨總部,黨的領導層由此在15年後重新統一,召開了歷史性的中央委員會會議。8月28日由總書記Yebaw Htay和原人民軍總司令Bo Zeya率領的緬甸共產黨代表團來到談判地點後,談判在9月2日正式開始。9月20日,黨的政治局委員和國民民主聯合陣線書記德欽辛率領第二支代表團抵達談判地點,與第一支代表團作為同一陣營。政府方與緬甸共產黨和國民民主聯合陣線的談判令政府同其他少數民族如撣族和克欽族的談判黯然失色[8]。
由於聯邦革命委員會向緬甸共產黨提出的以下要求,談判在11月14日破裂: 1.所有部隊必須集中在特定地方 2.任何人在沒有允許的情況下不准離開 3.所有組織活動必須停止 4.所有籌款活動必須停止
由於對和平談判的期望很高,國民民主聯合陣線得到德欽哥都邁和三十志士之一的前軍官Kyaw Zaw支持的人民和平委員會在11月初發起從敏拉鎮到仰光的六縣和平遊行。遊行的過程中,支持者呼喊反政府口號,遊行者也收到了來自仰光大學學生聯盟(RUSU)和全緬學生協會聯合會(ABFSU)的食物。當遊行隊伍來到仰光後,200,000人在城市大堂集會,演講者公開支持國民民主聯合陣線保留武器和領地的要求。儘管一開始緬甸共產黨和國民民主聯合陣線誤以為奈溫提出和平談判是政府虛弱的一個標誌,他們一抵達仰光後就察覺這只是一個政府裝飾門面的舉動。然而,他們也藉此機會重新建立聯繫和與家人見面[8]。
遊行後超過900人被迅速逮捕,大部分是BWPP和NUF的活動家,其中也包括了遊行的主要組織者,勃歐民族組織聯盟(UPNO) 和過去的武裝組織勃歐民族組織(PNO) 的領袖Thaton Hla Pe,以及過去的組織孟族人民陣線領袖Nai Non Lar。到了年底估計有超過2,000人被監禁,幾乎整個仰光大學學生聯盟和全緬學生協會聯合會的領導層都逃亡加入緬甸共產黨[8]。
緬甸共產黨重回毛主義路線[編輯]
受到1963年和平談判破裂和1966年起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以及效仿時年越南共產黨將毛澤東思想列為指導思想的建黨模式,緬甸共產黨拋棄了過去「和平和統一」的路線,重新回到革命毛主義的路線[11][12]。一系列清黨和草率處決隨後發生,被仰光報章稱為「清洗,解職和處決」的政策。大批黨的老成員,以及在1963年和平談判破裂後加入緬共的學生領袖,被德欽丹東下令處決[8]。
在重新確立毛主義路線後,緬共在1965年開始建設鄉村地區,被稱為「紅色政權區域」,由主張農村包圍城市並最終在條件成熟的時刻奪取政權的「強硬」活動家管理。負責教導毛澤東思想的中央黨校也隨之建立,第一堂課在1965年3月25日開始[8]。在對外關係方面,緬共重申了1947年綱領中與中國、越南和印尼三國共產黨結為同盟的對外方針,因而緬共的一系列政策得到中國共產黨的公開支持[13],而當時與中國關係緊密的、以胡志明為首的越南共產黨和受到時任印尼總統蘇加諾支持的印尼共產黨亦視緬共為其同在東南亞的重要盟友。中越兩國遂開始向緬共提供武器和資金,並招收大量緬共幹部入讀軍事院校,為其培訓軍官;印尼共產黨雖並未取得政權,但因其受到當時的蘇加諾政府大力支持而在印尼國內擁有較大影響力,其規模為當時東南亞僅次於越南的第二大共產黨,因此亦盡己所能為緬共搜集大量物資以示支援。
然而,黨內日益加劇的分歧使德欽丹東,Thakin Chit和北京回歸者在1966年8月16日會面來討論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最終決定複製蘇聯肅反運動的經驗,並參照中國紅衛兵的實踐,建立了青年組並選擇了會領導黨內多數派來肅清反對派的高校學生[8]。
數名黨內高層被指控為「修正主義者」受到肅清,Thakin Ba Tin和Yèbaw Htay在1967年4月27日被暫停中央政治局的職位,而一些黨內高層,例如Yèbaw Ba Khet在察覺到危險後選擇退黨。Thakin Ba Tin在1967年6月8日被草率處決,隨後是Yèbaw Htay,其中他們的兒子是處決隊的一員。他們被分別指控為緬甸的「鄧小平」和「劉少奇」。
1965年9月,印尼發生930事件,導致印尼共產黨遭蘇哈托為首的親美政變軍人當局屠戮殆盡,使緬共失去一個重要盟友。緬共吸取了印尼共未建立武裝的教訓,同時其自身亦有1958年放下武器的教訓,因而請求中國和越南方面幫助其儘快重建軍隊。
1967年6月,奈溫政府效仿印尼930事件後蘇哈托政府以印尼華人為目標迅速消滅印尼共產黨的反共大屠殺,以緬甸華人為目標發動反華騷亂,同時亦鎮壓緬甸國內一切抗議越南戰爭的反戰聲浪,意圖就此一舉消滅緬共。緬共立即發表題為《緬甸蔣介石——奈溫軍人政府必敗,人民必勝》的聲明在輿論上為自己爭取時間。中國和北越經歷了印尼共產黨遭滅黨後未能迅速做出反應的教訓,立即公開對緬共表示支持,從而將為緬共重建軍隊一事正式提上日程。大量緬共前武裝人員進入雲南和越南和平省整訓,開始接收大量蘇聯和東歐各國為中越兩國提供的先進武器裝備。同時為爭取其他民族地方武裝與緬共結盟,兩國亦為剛剛成立不久的克欽獨立軍提供AK自動步槍600餘只以示支援。
1967年12月15日,德欽丹東和其餘政治局委員通過一份決議,決定採納「黨內革命」的路線,命令全國所有黨員肅清各地的黨組織。三十志士的第一位,曾經陪伴昂山到廈門接受軍事訓練的Bo Yan Aung在12月26日成為被肅清的受害者。
軍隊重建之初的內訌(1968)[編輯]
1968年1月4日,多支經過中國和北越整訓、配備精良蘇式裝備的緬北武裝合併為「 新人民軍」,與原1950年代的人民軍和紅旗共產黨武裝以示區分,成為緬共統一領導下的正規軍隊,仍由Bo Zeya擔任總司令。新人民軍建軍初期最早的兩大單位為克欽邦303部隊和果敢404部隊,分別由羅相和彭家聲出任部隊長。中國和越南則以「訪問組「專家的名義向緬共派遣軍事顧問,對新人民軍的正規化建設進行指導工作。此後緬共的軍事實力雖不斷壯大,但其內鬥仍在加劇。
趁緬共內部陷入混亂之際,奈溫政府發動了軍事進攻,數名緬共高層陣亡。1968年3月9日,羅相部303部隊建制被幾乎打殘,不得不撤退至中國境內。中國和越南於3月中旬再次分別派出一個訪問組,同時中國方面允許緬共招募部分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服役的中緬邊境邊民為志願兵,再次進入緬甸後很快在勐古地區建立第一個根據地。4月16日,時任新人民軍總司令Bo Zeya陣亡。緬共除了Yèbaw Htay另一名孟加拉裔建黨成員Yèbaw Tun Maung (Dr. Nath)也在同年陣亡[8]。
1968年8月,曾經的領導Thakin Ba Tin, Yèbaw Htay和Bo Yan Aung的Bo Tun Nyein被指控「試圖建立敵對的黨總部」而被處決。隔月,仰光大學學生聯盟的前領袖,例如Aung Thein Naing(Bo Yan Aung的侄子)和Soe Win (Ludu U Hla和Ludu Daw Amar的兒子)同樣受到被處決的命運[8]。
1968年9月24日,在避開政府軍的逃亡路上,德欽丹東被他的保鏢殺害,後者兩年前以「軍隊逃兵」的身份加入緬共,後來向緬甸政府投降[8]。
1968年底,以德欽辛和德欽漆為首的新領導集體宣佈將主要精力集中於開展武裝鬥爭方面,黨內鬥爭宣告暫停。
全盛時期(1969-1972)[編輯]
1969年3月,緬甸國防軍退至滾弄,新人民軍佔領了除南湖以外的果敢所有地區,以勐古為前進根據地,設立果敢縣,並收編紹帕游擊大隊,9月收編昆馬游擊大隊,並於克欽邦收編原克欽獨立軍之一部。新人民軍由此成立了東北(果敢及勐古,404部隊改編)及101(克欽邦,303部隊改編)兩大軍區,趙明和彭家聲分別任東北軍區正副司令,羅相和丁英分別任101軍區正副司令。其中東北軍區下轄勐洪912師、果敢929師和勐古893師,其餘各旅逐漸被編入之後新成立的各軍區;101軍區規模較小,僅下轄1001、1002和1003三個團。在此期間,大量中國知青和邊民越過中緬邊界參加新人民軍,成為志願兵。中國政府則將犧牲的志願兵認定為烈士,其家屬享有烈屬待遇。
1970年4月,為打通北部根據地和勃固中央根據地的通道,新人民軍在中國和越南援緬訪問組專家的指導下發起南下戰役進攻臘戌。緬軍假意暫時棄守,誘使新人民軍深入臘戌城內,隨後展開大規模反撲,新人民軍因不敵緬軍的猛烈反攻而敗退。緬軍從陣亡的一名中國專家和一名越南專家的屍體上搜獲整個南下戰役的作戰計劃。同年年底,攻佔與雲南畹町鎮一橋之隔的棒賽。
1971年夏,應泰國共產黨的請求,新人民軍在越南專家的指導下少量出兵泰老邊境地區的帕黨山附近,支援泰共人民軍對抗段希文和李文煥為首的國民黨殘軍和泰國政府軍,但最終未能幫助泰共拿下泰北山區而撤出,泰共人民軍殘部也撤往老撾境內的巴特寮根據地。
1971年底,在中國和越南提供的大量新型蘇制火炮運抵緬北後,新人民軍總部決意發起滾弄戰役,試圖取道滾弄大橋再次進攻臘戍。緬軍封鎖大橋,憑藉火炮數量優勢與絕對制空權抵擋新人民軍的進攻,最終新人民軍雖未能拿下大橋,但成功將緬軍拒於薩爾溫江西岸,因此雙方均宣佈此役獲勝,稱之為「滾弄大捷「,2014年緬甸軍方即將此役拍攝成同名反共宣傳電影。
1972年3月,東北軍區前線指揮部遷往勐冒,4月統一阿佤山各部,並依據民族自決原則,給予當地佤族民族區域自治權,於當月17日宣佈設立脫離撣邦的佤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將中華民國設立的熱河、察哈爾及綏遠三省撤銷並將其轄區全部劃歸內蒙古自治區類似),定邦康為首府,並收編原撣邦軍之一部(北撣邦),成立新的中部軍區,並逐漸成為新人民軍的主體,下轄全軍的大部分旅團,如永定418旅、勐波468旅、勐冒122旅、勐能618旅及南弄318旅等,還包括全軍唯一的炮兵單位485炮團,在2021年後被佤邦聯合軍擴編為炮旅。該軍區知名的司令為知青志願兵出身的李自如及阿佤山昆馬部落出身的鮑有祥。1973年初,中部軍區又相繼解放勐波、孟延及勐寧等地區;同時緬甸政府軍位於南湖的據點被東北軍區拔除,正式解放果敢全境。
1972年5月,新人民軍總部抽調全軍範圍內以哈尼族、布朗族和傣族為主的各單位陸續南下,6月相繼解放撣邦東部以上述民族為主的勐拉、南板和色勒三縣,於月底成立新的815軍區,打通了與印度支那地區越南和老撾巴特寮方面的直接聯繫。815軍區為新人民軍最為精銳的軍區,下轄768(南板縣)、369(色勒縣)和896(勐拉)三個山地輕步兵旅,接受中國人民解放軍偵察兵和越南人民軍特工隊教官的訓練和指導,擅長叢林作戰和各種奇襲戰術。該軍區成立後不久,很快開始與越南人民軍一併共同支援巴特寮抵抗美國、南越和泰國及其支持的老撾皇家軍直至1975年老撾內戰結束後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成立。該軍區首任司令為丁萊,其於1974年陣亡後的接替者為知青志願兵出身的吳再林,因其指揮能力出眾(例如曾以劣勢兵力擊斃緬軍某快速機動師師長)且時年僅30歲,被稱為「緬甸小林彪」(林彪任紅四軍軍長時年僅23歲)。1987年底泰老邊界戰爭爆發後,該軍區亦曾與越南共同少量出兵老撾西南部邊界的龍坡邦山脈對抗泰國軍隊。
收編或統戰其他民族武裝[編輯]
撣邦各民族人民解放組織(1974-1976)[編輯]
1965年成立的勃歐解放組織最初與緬共交好,1967年由於其領導人波桑頂反對與緬共進一步聯合,導致勃歐解放組織分裂,親共派德格列於1974年8月宣佈成立撣邦各民族人民解放組織(SSNPLO),武裝定名為撣邦人民解放軍(SPLA)。1976年4月,德格列率領約200人赴邦康受訓。5月1日,撣邦各民族人民解放組織決定接受緬共領導,旗下武裝編入新人民軍中部軍區。1977年2月,德格列率部回到加度基地區,中部軍區685旅4045營隨同到達,並改編為該組織的第7610營。1981年,中部軍區618旅再次派遣3個營駐防加度基地區。
克欽獨立軍(1975-1976)[編輯]
成立於1961年的克欽獨立軍因其內部部分成員受美國扶持的背景(此些人員曾為二戰時期的美軍克欽遊騎兵(Kachin Rangers)),具有強烈的反共親美意識。自1969年其丁英所部被新人民軍收編併入羅相的101軍區以來,該組織中掌握重要權利的部分領導人與緬共積怨頗深,但其內部因羅相本人在克欽族中的影響力而親共派眾多,緬共由此決定爭取該組織。而1972年時任101軍區司令的羅相在外出打獵時不慎摔下山崖墜亡後,在反共派領導人的運作下,克欽獨立軍與緬共之間的衝突開始升級。1975年末,由原中國援越志願軍軍官黃雲和少校率領的新人民軍南坎縣大隊向貴概挺進,與活動於此的克欽獨立軍第四旅發生衝突。此後雙方展開拉鋸戰,最終南坎縣大隊於1976年8月殲滅克欽獨立軍的創始人、反共派早丹所部,親共派馬蘭布朗森(Maran Brang Seng)、馬利儒早梅(Malizup Zau Mai)等人隨之掌權,開始與緬共密切合作,克欽獨立軍從此與緬共結成統一戰線(此種戰略聯盟關係亦被緬共的主要繼承者佤邦所繼承;2021年復出的新緬共亦受到其幫助),儘管其目標仍然更傾向於民族問題而不是共產主義。
自與緬共結盟開始,克欽獨立軍亦開始受到中國和越南的間接支持,一度以保衛其玉石資源為由反對西方國家對緬甸內戰的干涉。克欽獨立組織的史料中明確記載了1967年反華騷亂後中國和越南對克欽獨立軍的資助:「1967年,奈溫政府忘恩負義,大肆排華和殘害華人…同年,中國政府和越南政府即援助克欽680支衝鋒鎗,以幫助克欽人民對抗大緬族主義。克欽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中國人民和越南人民的幫助。」在中國和越南軍隊展開經商活動後,克欽獨立軍還曾與中國和越南軍方合辦過7家公司,開闢與中國和印度支那地區的貿易通道。
然而自2011年起,受美國幕後支持的「文蚌同盟「和英國幕後支持的克欽民族組織(Kachin National Organization, KNO)煽動,克欽獨立軍中的反共派再度發跡,開始對克欽邦境內的華資企業進行敲詐勒索,反對中國方面承建密松水電站,並揚言切斷中緬油氣管道,且公然向中國政府聲索片馬、古浪等地區,並要求美國為此向中方施壓,甚至一度與台灣當局接觸,導致其逐漸失去中國的支持。中國政府認為,克欽獨立軍所宣稱的「景頗大地人民共和國」的概念包含中國境內的所有景頗族地區,從而會煽動中國境內的景頗族在雲南進行顛覆活動,因此開始將其視為與王寶的老撾苗族叛亂武裝相同性質的敵對勢力。佤邦等前緬共武裝亦因此與其保持距離,唯彭家聲部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仍因戰爭外援的需要與其結盟;但此後因彭部與克欽民族組織(KNO)合作而惹惱克欽獨立軍,導致雙方關係逐漸破裂。
此後為緩和對華關係,克欽獨立軍方面開始對中方做出善意姿態和舉動。克欽獨立組織首先聲明,其」景頗大地」的概念僅限於緬甸克欽邦全境,以此打消中國方面的誤會。2015年1月,由於不承認中國木材商人與克欽獨立軍之間的伐木協議,緬甸政府軍綁架中國伐木工人和司機。克欽獨立軍總部宣佈開展「中緬友好救援1號特別行動」,解救中國公民300餘人。2017年2月,克欽獨立軍司令甘雙聲明堅決支持中國政府的「一帶一路」戰略,要求官兵竭盡全力保護中緬油氣管道的安全,不允許有任何破壞行為,並指控由英國幕後支持、常年在撣邦北部活動的克欽民族組織(Kachin National Organization, KNO)為當年在密松水電站項目上鼓動驅趕中國電力公司的主謀,並嫁禍給克欽獨立組織,在克欽獨立軍和中方之間煽動對立並造成嚴重誤解。甘雙聲明克欽獨立軍與該組織毫無任何關係,且從未追隨其所主張的「『景頗大地『包含中國景頗族地區在內」的概念,並將打擊該組織在克欽邦境內的一切活動。甘雙甚至表示希望與中國建立類似於南奧塞梯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他聲稱:「如果緬甸軍政府確實不讓我們生存下去,我們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將選擇併入中國,成為一個和雲南德宏州一樣的自治州。」 2019年1月,KNO宣佈組建「景頗大地武裝力量」108旅,並聲稱將與克欽獨立軍合作。為防止再次被中國方面誤會,克欽獨立組織立即發表警告聲明,稱克欽邦只能有一支軍隊,如有合作意願必須接受克欽獨立軍收編,否則將被視為非法武裝予以消滅。此後,克欽獨立軍內部雖仍存在親美派並接受部分美國背景的資助,但拒絕接受美國的控制,僅與美國保持經濟建設上的往來,同時與英美背景的文蚌同盟和KNO劃清界限,並不再與中國為敵,而是再度將中國視為其最大支持者,並藉此爭取原緬共時代的盟友佤邦、第四特區甚至越南方面的完全支持。2024年1027行動宣告結束後,身為緬共背叛者的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再度與緬共的最大繼承者佤邦和幫助其重新建軍的緬共時代的盟友克欽獨立軍發生摩擦。由於同盟軍與KNO的「景頗大地108旅」存在直接合作關係,克欽獨立軍隨即指控其與KNO相勾結危害中國邊境安全。
漸入低潮(1974-1989)[編輯]
由於新人民軍成立時間較短而缺乏實戰經驗,負責指導工作的中國和越南訪問組專家在戰時擁有主導作戰行動的權利,平時亦全面參與新人民軍的兵力部署、軍事演習和人事調動等事宜,使緬共高層擔心喪失軍事指揮權。1972年滾弄戰役結束後,緬共高層初現對中國的排斥心理,以南下戰役的失敗和滾弄戰役未能取得預定戰果為由要求中國訪問組專家回國,同時自1973年起侵越美軍主力開始撤離南越,東南亞形勢有所緩解,最終中國和越南訪問組於1974年初開始陸續撤出,至1975年4月越南全國解放後基本全部回國。此後,新人民軍曾三次企圖跨過薩爾溫江到緬甸中部與緬甸政府軍作戰。第一次為1974年6月1日至7月17日,第二次為1974年12月1日至12月12日。由於群眾基礎差、後勤補給困難、在失去中國和越南專家的指導後部隊指揮不及以往靈活, 兩次西進戰役均告失敗。經歷前兩次失敗後, 新人民軍於1975年1月17日第三次渡過薩爾溫江, 在緬甸中部的東枝、勐農、勐板、錫勝等地與緬甸政府軍展開拉鋸戰, 前後歷時18年, 戰果均不顯著,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88年。1975年3月,緬共中央所在地勃固失守,大量中央機關人員北撤,總書記德欽辛與第一副書記德欽漆卻拒絕撤退,最終於撲佳羌被自己身邊的警衛員出賣後遭緬甸政府軍包圍,拒絕投降後被亂槍射殺。此後德欽巴登頂接任總書記之職。此人為人好大喜功,喜好他人對自己阿諛奉承,重用善於內鬥的東北軍區政委楊光和參謀長余建等人,放任其在全黨全軍範圍內利用權術挑動黨內軍內爭端,將黨內的民主氣氛全部打消,從而喪失組織結構上的糾錯功能,使緬共中央的向心力大幅削弱。
自中越兩國訪問組專家撤出後,緬共再次開始黨內鬥爭並波及知青志願兵,迫使大量實戰經驗豐富的志願兵返回中國,導致兵源逐漸減少,根據地人心也隨之出現浮動。而1978年與中國關係惡化和中斷後,仍留在緬甸境內的知青志願兵全部淪為無國籍人士,其服役經歷亦不再受到中國政府承認,意味着無法回國(即便回國亦無退伍軍人津貼和幹部退休金等待遇維持溫飽),導致大量志願兵自殺和逃跑,其中不乏有人叛逃至國民黨殘軍和坤沙蒙泰軍的勢力範圍,亦有人逃跑後被緬軍和泰軍抓獲,被緬甸和泰國軍政府在國際輿論上大肆炒作。緬共從此開始由盛轉衰。1976年底至1977年初,東北軍區被迫棄守棒賽。1978年7月,緬共中央遷至佤邦首府邦康。
倒向越南中斷對華關係及毒品問題(1978-1989)[編輯]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中國於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並停止對包括緬甸共產黨在內的海外共產黨的援助,亦因此禁止攜帶槍械的緬共武裝人員入境進行補給。而在1978年中越及中阿關係惡化後,由於中越阿三國均為自己的重要盟友,緬共原本決定維持中立,然而時任緬共領導人德欽巴登頂於1978年訪華期間,中方宣佈給緬共為期一年的過渡期,從1979年起將中止對緬共的一切援助。因在中斷援助等問題上與中方完全無法達成一致,德欽巴登頂當面指責和攻擊時任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使緬共作出倒向越南和阿爾巴尼亞一方的決定。1979年2月中越戰爭爆發後,緬共宣稱「任何時候『緬甸人民』都將站在越南一邊」,導致中緬兩黨徹底中斷一切來往。隨後根據越南方面的要求,緬共開始排斥黨內大量中國背景的幹部及華裔幹部,具體表現為中央政治局全部委員均由緬族擔任、中層以上幹部的緬族比例維持在3/4,而以佤族、克欽族和果敢族為主的基層軍官和各機關單位基層幹部全部受到排擠和歧視(例如時任中部軍區683旅502營營長的鮑有祥遭緬共中央排擠,自1972年以來從連長晉升為營長後多年未再晉升,幸得軍區司令李自如因其指揮能力較強而提拔為683旅旅長,方才未遭撤職);緬共還效仿1975年後越南取消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政策,大肆削弱各地區少數民族基層自治單位的權利,違背了民族自決原則。以上舉動被其他少數民族幹部和官兵視為復辟大緬族主義,導致黨內人心出現渙散。1979年9月緬甸出於抗議蘇聯和越南操控1979年哈瓦那會議而退出不結盟運動後,中國外交部長黃華到訪仰光。1980年,中國政府開始正視緬共中國志願兵的性質、身份和退伍回國問題,並且出台相應的接納和回歸政策,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知青志願兵的離開,使緬共進一步喪失中堅力量,甚至導致與這些知青結婚的本土幹部自殺(例如中部軍區某旅旅長趙雲 {克欽族,羅相舊部} 在送走與其離婚返回中國的夫人後拉開手榴彈自盡)。
與最大援助國中國斷絕聯繫後,緬甸共產黨的活動開始持續衰弱,加之因黨內不設紀律檢查委員會而無法有效監管黨員的違紀違法行為,在日常工作中無法切實履行從嚴治黨、從嚴治軍和群眾路線等根本原則,僅維持表明形式,導致其組織結構日趨鬆散,使新人民軍各部逐漸脫離黨組織的約束,從而軍紀日益敗壞,逐步退化為針對平民的武裝犯罪組織。自1978年起中國斷絕援助、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倒向越南開始,此種腐化敗壞的現象在東南亞各黨之中皆極為普遍(如晚於緬共一年建軍、效仿緬共黨軍名稱的菲律賓共產黨新人民軍在此之後即以綁架勒索、搶劫和暴恐等犯罪行為著稱),為1989年後東南亞各黨的消亡或低潮埋下伏筆。
1978年之前,緬甸共產黨曾採取強制措施限制其解放區內的罌粟種植和鴉片交易,為時年緬甸境內唯一的禁毒力量。鴉片曾作為違禁品被禁止買賣,更禁止機關和部隊任何單位或個人收購和加工,在稅收方面只徵收現金和糧食而絕不接受鴉片。新人民軍各單位亦多次開展緝毒行動從農民手中大量收繳鴉片,亦從緬甸政府軍或其他以毒養軍的反共民族武裝手中繳獲鴉片,例如東北軍區曾從政府軍手中繳獲果敢產鴉片1500公斤。但由於並不具備全面禁種的條件,因此也根據實際情況對民間的種植傳統給予適當放寬,即緬共方面允許外地煙商進入解放區收購部分獲得許可的煙農所種植的鴉片,但收購後必須以現金或糧食繳稅,禁止以鴉片代替;在解放區內一律嚴禁吸食鴉片和其他任何毒品,並通常以勞教方式對吸毒者實行強制戒毒,被勞教後的吸毒者若仍屢教不改,即可處以死刑。因缺乏黃金、白銀、美金和盧布等其他硬通貨,此時鴉片僅作為繳獲的硬通貨之一用於平衡解放區的進出口赤字,而種植或主動購入鴉片並出售牟利則屬非法行為,最高可處以死刑。 [14]
自1978年中越關係惡化後、緬甸共產黨倒向越南開始,便涉足金三角地區的傳統行業——毒品貿易以維持軍費開支,且向越南方面提供罌粟種植和高純度毒品加工技術換取軍援,從而使毒品貿易亦成為當時越南人民軍維持在柬埔寨和中國方向軍費開支的一項重要產業。[14]
為解決中國方面斷絕援助後的軍費不足,緬共中央開始全面放開解放區內的鴉片種植,並由一些地方財政貸款給農民發展種植,所有鴉片統一由公家收購,禁止任何個人進行鴉片買賣活動,亦禁止在解放區內進行任何毒品交易。對民間則宣稱生產毒品「只是為了坑害西方帝國主義」,屬於「抗擊侵略者」的鬥爭方式。以彭家聲為首的新人民軍東北軍區成為首個開展毒品貿易的單位,於1978年在果敢縣主城區老街成立「特貨貿易公司」,時任果敢縣財政局長、東北軍區副司令楊茂良的兄弟楊茂安兼任該公司經理,貴概縣財政局長劉國璽負責交易活動及財務管理,由各區、縣政府從煙農手中以稅收形式徵收的鴉片被統一送入由軍隊控制的加工廠進行加工,最後通過各種渠道將加工好的嗎啡販運至緬泰邊界的國際黑市上(為防止解放區內和軍中出現吸毒現象,最初只加工不能直接吸食的嗎啡)。在緬共中央「創收」政策下,加工嗎啡的工廠遍佈各大軍區。其後因不滿足於嗎啡加工利潤,1985年成立171軍區後,原中部軍區618旅政委車炬被破格提拔為該軍區政委併兼任下轄的420師師長,於1986年4月在被解放的原毒梟坤沙的地盤楠漠建立四號海洛英加工廠,高薪從泰國聘請海洛英加工技師,開始從事海洛英加工。緬共中央最初的在解放區內禁販禁吸的禁令由此成為一紙空文,不論軍中或是民間,緬共控制區內的吸毒販毒現象日益嚴重。1980年代以後,在中緬兩黨關係已經全面交惡的情況下,緬共中央開始允許東北軍區彭家聲部將大量海洛英成品販運至中國境內(原本禁止向中國境內販運),從而遭到中國政府通緝。[14]
自經營毒品貿易開始,緬共黨政軍紀律徹底鬆弛,並開始增收除鴉片稅和基本稅收之外的各種苛捐雜稅。除稅收、販毒所得及來自越南和阿爾巴尼亞的外國軍援外,敲詐勒索、綁架緬甸平民和外國商人索要贖金亦開始成為其國內的軍費來源。以上行為導致緬共逐漸喪失民心。除此之外,緬共亦逐漸忽視民生建設,以佤邦為例,截止1989年,佤邦境內僅有醫院5所、學校20餘所,全邦亦幾乎沒有像樣的街道,僅有旱季公路300公里;農業方面僅開展了部分較為原始的水利工作;邦康城內建築面積僅2000平方米,主要建築僅有緬共中央辦公廳和中部軍區大院的幾間磚木結構的瓦房。
緬共的支持者越南亦成為其擴展海外業務的一大市場之一。由於1981年後蘇聯和朝鮮不同意增加軍事援助,迫使黎筍政府尋找其他援助國和經濟來源。黎筍當局首先命越南駐聯合國代表黃碧山向先前的敵人——美國轉達了開發近海油氣田合作和在越南全面引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意願,希望以此直接在軍事和政治上獲得美國的全面支持,同時決定開展地下貿易補貼財政。黎筍政府通過提供軍援的方式,於1981年底通過緬共引入罌粟籽,並以聘請農業專家的名義聘請緬共方面的毒品加工技師,於1982年初將河宣省作為鴉片種植試點,並通過緬共方面的渠道打通海外銷路,共享在國際黑市中售賣鴉片的利潤。1982年下半年,黎筍政府又下令在諒山、萊州、高平、黃連山四省種植鴉片。在緬共「農業專家「的指導下,僅河宣省同文縣一地即於1982年一年種植罌粟430公頃。越南人民軍第一、第二軍區也在種植罌粟。為鼓勵農民提高鴉片產量,越南當局於1982年下半年又提出:超額繳納鴉片稅的種植戶,可根據數量等級,獎勵糧食、布匹、自行車等生活物資。越南邊民亦大量將毒品走私進中國境內。雲南省文山州和紅河州公安部門僅1982年下半年即查獲越南人非法偷運入境的鴉片達300多兩。[14]中國新華社隨後披露了越南當局鴉片貿易的細節,迫使美國因輿論壓力而放棄與黎筍政府的接觸,導致越南倒向美國的企圖失敗。
1980–1983年和平談判[編輯]
1980年奈溫當局發佈大赦,吳努等人隨即從泰國回國。緬甸共產黨以Mong Yawng的一次襲擊作為回應,但在大赦令過期後又在9月提議進行談判。第一次會議於10月在北京舉行,緬共代表團由總書記德欽巴登頂率領,政府方則由當時突然離開政府和克欽族的談判到訪北京的奈溫率領。第二次會議雙方分別由Thakin Pe Tint和Aye Ko少將率領於隔月在臘戍,Aye Ko在談判上提出3個新條件:1.共黨(緬甸共產黨)解散;2.共軍(新人民軍)解散;3.交出全部共區(「解放區」)地盤。
緬甸共產黨被告知在1974年憲法第11條下建立起來的一黨制國家緬甸不允許存在另一個政黨。奈溫在5月14日終止談判,並在不告知克欽人的情況下任由雙方停火協議在5月31日過期。其中緬甸共產黨從來沒有與政府達成停火協議。
在中國邊境,親緬共的「緬甸人民之聲」電台(VOPB)開始廣播要求結束緬甸內戰,在新的多黨制下發展民主和建立民族團結。緬甸共產黨仍然在東北部掌控15,000人,而政府軍在遲來的1982年恢復國王征服者行動後,仍然在緬共攻擊下損失上百人,最終撤退。由於雙方都面臨來自1976年成立的,有針對性地排除緬族的眾多少數民族包括克倫族,孟族,克欽族,撣族等族成立的民族民主陣線的威脅。
1983年6月,在越南等國施加外交壓力下,軍政府被迫與緬共再次進行和談。奈溫以緬共承認自己執政的合法性為前提,聲稱將在國會給予共黨(緬共)合法席位,並同意保留共軍(新人民軍),共區(「解放區」)實行高度自治,並由當局給予一定的經濟支持,被德欽巴登頂拒絕。
隨着最大援助國中國斷絕一切援助,與之交惡的越南和阿爾巴尼亞兩國自身困難狀況日益加劇,亦難以繼續支持其他各國共產黨(例如除緬共、泰共、老撾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國外,越南還同時支持菲共及馬共等組織,在其自身失去中國援助後,對以上國家和黨的援助逐漸力不從心),尤其越南在1976年時任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全面主政後,已經正式停止胡志明時代對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組織原則上的經濟和軍事支援,其對外援助全部因其與中國的爭端和在整個東南亞擴張勢力範圍的利益而定,逐步演變為實用主義和利己主義性質。1985年霍查去世及1986年黎筍去世後,越南也開始革新開放並尋求與中國恢復傳統友好關係,阿爾巴尼亞亦不堪自身國內矛盾,從而使兩國均逐步停止了對緬共的援助。完全失去中越阿三國外援後的緬共由此陷入全面孤立狀態,被迫與民族民主陣線在1986年達成協議。此後緬共黨內矛盾日益加深,士氣日漸低落,錯過了1988年8888民主運動後美國等西方各國撤銷援助導致軍政府處於孤立狀態的時機。
最後一次開闢根據地[編輯]
1985年,曾因投靠國民黨殘軍而遭緬共驅逐並流落撣邦南部緬泰邊境地區的佤族土司岩小石與同樣親台灣當局的毒梟坤沙的蒙泰軍為爭奪勢力範圍而開戰。新人民軍總部命附近的中部軍區618旅趁機攻佔坤沙在緬泰邊境景帕布山一線的據點,並收編岩小石部,於回俄成立171軍區,意圖打通與當時已經進入低潮期的泰國共產黨方面的直接聯繫,但泰共此時已基本崩潰。該地區為新人民軍最後成立的軍區,又因此地主要居民為岩小石的佤族部落,從而在行政區劃上被劃歸佤邦管轄,因而該地區亦被稱為「南佤」,岩小石本人則被緬共中央任命為緬甸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該軍區下轄回俄420師、勐角525師、戶約248旅、永邦518旅和一個位於勐阮的獨立團。1987年底泰老邊界戰爭爆發後,該軍區曾與泰國軍隊在兩國邊界線上發生對峙。
1989年兵變及確立和平發展新路線[編輯]
1989年3月初,東北軍區彭家聲部秘密聯絡其舊識、已歸順緬甸政府的前毒梟羅星漢,請求其邀請緬甸政府軍幫助其發動兵變。羅星漢隨即與緬甸國防軍商定預備3個師的兵力防佤邦(中部軍區)攻擊,1個師戒備果敢當地,1個師防克欽邦(101軍區)攻擊。彭家聲從而得到緬甸政府的庇護,開始着手其兵變計劃。
3月11日,彭家聲在東北軍區發動兵變宣佈脫離緬共,扣押了時任果敢縣委書記黃文蘭。新人民軍在1988年剛剛從老撾接收並運抵東北軍區的80餘車越南和阿爾巴尼亞提供的最後一批軍援,包括各型槍支一萬餘支、數十噸彈藥和各類軍需物資亦全部為彭家聲所扣留。彭家聲的兵變隊伍隨即接管了果敢縣大隊、果敢縣委等機構和各處戰備倉庫。13日,彭家聲出兵勐洪,將楊茂良任師長的東北軍區912師(1993年譁變後改為124師)收入麾下。14日,兵變隊伍接管東北軍區前沿根據地勐古,駐防當地的893師(1993年譁變後改為128師)師長李德華投向彭家聲,政委高良則帶領少數官兵退入中國境內。隨後彭家聲與緬甸政府達成停戰協議後宣佈和解,成立「緬甸民族民主同盟黨(後改稱緬甸民族正義黨)」,參與兵變的東北軍區各部被命名為「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即向外界展示其願與緬甸政府結成「同盟」之意。5月下旬,彭家聲飛赴仰光,得到緬甸政府的褒獎與熱情款待。
連鎖反應[編輯]
東北軍區發生兵變後,緬共中央命兩名政治局候補委員——北佤(今勐冒縣)縣長兼122旅旅長趙尼來和中部軍區司令鮑有祥立即出兵前往鎮壓。此時由羅星漢引入解放區周邊幫助彭家聲兵變的緬甸政府軍三個師已做好隨時進攻的準備,且多年以來中央領導集團因追隨越南的錯誤政策已愈發不得人心(如思維機械僵化、復辟大緬族主義、開展毒品貿易等),因而由此導致的一系列嚴重後果已致使緬共的前途處於崩潰的邊緣。出於以上因素和保存實力的目的,趙鮑二人決定先行撤換現中央領導集體後再來考慮其他問題,但仍於3月18日出動兩個連將彭家聲位於勐波縣賀島的家查抄,以示其將彭部兵變視為叛亂的立場。
4月17日佤邦建邦17周年當日,中部軍區122旅和以演習之名從南佤奉調而來的171軍區518旅在中央警衛旅旅長尼東和政委羅常保等人的內應下包圍位於邦康的緬共中央辦公廳,宣佈撤銷大多數時任緬共中央領導的職務,成立新的緬共臨時中央,仍同意保留德欽巴登頂總書記的職務,被德欽巴登頂拒絕後,由趙尼來代理總書記之職[15]。趙、鮑二人宣佈其行動僅針對犯有嚴重錯誤的中央領導集團,而不是如彭家聲部一般背叛整個組織。德欽巴登頂等人隨後被遣送至中國境內[16]。由於彭家聲方面的叛離得到了緬甸政府軍的保護,邦康方面同位於克欽邦的101軍區形成地理上的阻隔,且815軍區司令為彭家聲的女婿吳再林(但其於4月19日宣告成立撣邦東部臨時軍政委員會,支持中部軍區撤換時任緬共中央領導集團),中部軍區西線方向即北撣邦召學騰部和德格列部亦兵力不足,從而無力出兵鎮壓並收復果敢。5月8日,佤邦剛剛接手的171軍區亦遭附近的坤沙蒙泰軍吞併,該軍區所轄的420師和525師被迫撤出大量緬泰邊境一線的防區。佤邦因此難以繼續以緬共的旗號對抗緬甸政府,遂於5月9日與緬甸政府軍達成臨時停火協議,緬共臨時中央也隨之改組為緬甸民族民主聯合黨,趙尼來仍任總書記。新改組的聯合黨表面上放棄了階級鬥爭等意識形態,以「和平發展」為新的路線;中部軍區一部為避免刺激緬甸政府,將新人民軍的名稱改稱為「緬甸民族民主聯合軍」,原本欲退伍返鄉的原中部軍區司令李自如因其威望頗深被邀請出任司令,在其婉拒後由鮑有祥任司令,自己則任總參謀長兼第一副司令(當年11月與非共產主義的佤民族委員會合併後改稱佤邦聯合黨,軍隊改稱佤邦聯合軍);其餘中部軍區所部改編為召學騰部的北撣邦軍(雷茂任司令)和德格列的撣邦人民解放軍(在2009年演化為勃歐民族解放軍)。撣邦東部吳再林部以放棄勐棒為交換條件,於6月30日撣邦東部三縣解放17周年當日與政府軍達成臨時停火協議,並效仿其岳父彭家聲的黨軍名稱,將臨時軍政委員會改組為「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黨(後改稱和平與團結委員會)」,將815軍區改組為「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並將中央警衛旅政委羅常保借調勐拉擔任同盟軍參謀長。緬共由此基本瓦解。最終克欽邦101軍區司令丁英見大勢已去,亦於10月宣佈改組為克欽新民主軍。以上大部分武裝及其轄區仍繼續沿用緬共體制,唯彭家聲部致力於絕對家族統治。除德格列部仍持續對抗緬甸軍政府外,其餘緬共各部皆與軍政府達成臨時停火協議。1989年遂成為緬共各轄區開展和平發展建設的新階段,以武裝自衛為基礎發展經濟,使各解放區人民得以休養生息。
相關國家態度[編輯]
中國[編輯]
作為緬共曾經的最大援助國,中國方面當時雖已與緬共關係惡化長達十餘年,但仍極其重視緬共控制的邊界地區所形成的緩衝地帶,以繼續牽制緬甸和泰國軍政府,因此希望通過變動其領導層使緬共改變對外路線恢復對華關係,並促使其廢除毒品貿易重新實行禁毒政策,而不是使緬共從組織上發生分裂。基於以上因素,中部軍區方面撤換同中國關係已不再友好且向中國境內販運毒品的緬共原中央領導集團的行動得到了中方的默許。中國政府隨後將中部軍區遣送至自己境內的以德欽巴登頂為首的原領導集團成員全部軟禁,最終德欽巴登頂於1995年病逝於長沙;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亦對緬共各部在繼續武裝保衛各自轄區的基礎上進行和平發展建設的新路線表示支持,並為此提供相應援助。而最初彭家聲部方面的行動則被視為兵變叛亂,原因是此次兵變由勾結緬甸軍政府的反共毒梟羅星漢親自參與其中,且彭家聲本人為緬共黨內的最大販毒者,中國方面從而認為彭的動機不同於中部軍區單純以撤換原領導集團為目標的目的,而是以反黨和分裂組織為目標。緬共分裂後的最大繼承者佤邦方面對此持相同認知。
越南[編輯]
作為緬共的另一主要援助國,自原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去世後,越南此時的對外政策已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逐步放棄了對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支持,並尋求恢復對華關係與中國重新修好,且亦決心解決黎筍執政時期遺留的毒品問題。對于堅持原有對外路線和毒品貿易的緬共高層,越南方面無心繼續扶持其掌權。但同中國一樣,越南亦十分重視緬共控制的邊界地區所形成的緩衝地帶,以繼續牽制緬甸和泰國軍政府,因此亦不同意緬共從組織上發生分裂。基於以上因素,中部軍區方面撤換緬共原中央領導集團的行動亦得到了越方的默許,而最初彭家聲部方面的行動亦同樣被越方視為兵變叛亂。與此同時,越南政府亦對緬共各部在繼續武裝保衛各自轄區的基礎上進行和平發展建設的新路線表示支持,並為此提供相應援助。
與緬甸政府停火時期(1989-2009)[編輯]
金三角毒品戰爭(1989-1996)[編輯]
1989年緬共的瓦解並未換來緬北地區的和平。緬共原領導集團於4月被撤換後不久,以毒梟坤沙和受台灣國民黨當局派遣的張蘇泉為首的蒙泰軍即於5月初趁機佔領171軍區。6月底緬共基本瓦解後不足一月,緬甸軍政府即單方面宣佈與緬共的主要繼承者佤邦之間的臨時停火協議作廢。佤邦最高領導人即聯合黨總書記趙尼來為此發出與召學騰部、吳再林部、丁英部和克欽獨立軍建立「和平民族統一戰線」的呼籲,於年底與以上組織共同成立緬甸和平民主陣線,並在黨代會上提出「不讓一寸土地,不交一支槍」的方針(德格列的撣邦人民解放軍於1992年1月除了與同為中部軍區的北撣邦軍簽訂聯防協定之外,亦與坤沙蒙泰軍簽訂相關協定,因而被佤邦排擠在聯合陣線之外。截止21世紀初,撣邦人民解放軍所剩兵力僅200餘人),且重新恢復自1978年後中斷的與中國的傳統關係,提出背靠中國的對外政策,並應中國方面的要求決定着手解決緬共後期遺留的毒品問題,迫使緬甸政府軍重新承認停火協議。穩住緬政府軍後,佤邦立即向坤沙蒙泰軍正式宣戰,行動代號「901飛行計劃」。
由於中國、越南和阿爾巴尼亞的軍事援助已隨着緬共瓦解而終止,加之緬共後期毒品問題的慣性較大,面對坤沙的進攻態勢,佤邦的軍費問題仍然難以解決。1989年5月31日,聯合黨中央仍然在緬共「特貨貿易公司」的基礎上成立「5·31公司」,負責毒品產銷以籌措軍費。佤邦黨政軍領導人均佔有相應的股份,公司利潤由聯合黨中央和官員與佤邦聯合軍高級軍官個人共同分成。1994年,佤邦境內的海洛英加工廠最多時達到48座,較為分散,規模也較小。1998年又出現了4座固定而規模較大的加工廠,流動規模較小的有16座,1999年又增加5座。除此之外,亦有佤邦官員和軍官參與製造新型化學毒品,例如中央警衛旅旅長、鮑有祥之弟鮑有華製造的「WY」牌冰毒片。1997年後就已全面禁毒的撣邦東部第四特區(前815軍區)由於其地理位置為多數情況下佤邦聯合軍南下的必經之路,且其規模相對佤邦較為弱小,因而被迫同意為佤邦方面全面放開其運輸通道,收取佤邦方面每350克1.3萬人民幣的過境稅後即允許佤邦產毒品通過其轄區,但禁止在其境內販賣。中國方面對此採取「葫蘆卜加大棒」政策,一面積極勸說聯合黨中央儘快採取措施徹底禁種罌粟,另一方面亦通緝佤邦涉案官員和軍官,例如曾於1994年通緝涉及一起販毒案件的聯合軍總司令鮑有祥之弟、後任171軍區政委的鮑有宇。佤邦方面為此與中國政府簽訂《滄源協議》,規定毒品不得從佤邦境內進入中國,也不能流入緬甸政府控制區,但並未規定佤邦不得向其他民族地方武裝傾銷毒品。通過與中國協商,佤邦開始使用易貨貿易和有限的硬通貨通過老撾及柬埔寨大量購買武器裝備和服裝加緊備戰,主要為各式輕武器和輕型裝甲車等裝備,大部分來自中國和越南。物資則大多從中國或泰國採購。由於坤沙蒙泰軍為國民黨殘軍背景的反共販毒勢力,同時越南方面亦在頒佈禁毒政策加緊全面禁種罌粟,佤邦亦能時常依靠緬共時期的傳統關係間接獲得中國和越南方面的部分裝備和物資補貼,如經老撾將1980年代與緬共斷絕關係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列裝的新型81式自動步槍大量提供給佤聯軍。1995年後,佤邦境內開採出錫礦,使聯合黨中央下定全面禁種罌粟的決心。
由於緬共時期販運毒品的全部資金均由原171軍區司令/政委兼420師師長車炬一人秘密存入海外賬戶,除車炬本人外,無人知曉緬共存入國外銀行的販毒資產的具體數額和下落。因而自新人民軍分裂後,原各大軍區均希望獲得這筆資金充作軍費(當時已和坤沙處於全面戰爭狀態的佤邦尤其急需大量軍費),又因車炬本人擁兵自重,且為緬共黨內僅次於彭家聲的最大販毒者而引起中國方面的不滿,佤邦方面決意將其秘密扣押。1990年初,車炬被以召開軍事會議之名誘騙至邦康,由中央警衛旅對其實施逮捕並審訊。但未避免動搖車炬所轄171軍區官兵的軍心,邦康方面原本準備將其在適當的時機釋放,並通知其家屬前往探視和告知其此決定。但在其夫人獲准探親的前一天,車炬突然出逃,但因害怕中國方面將其拘留而未敢逃往北方,而是向南逃跑,企圖返回自己在南佤的大本營尋求舊部求救,但很快被捕回。直至因病死於監禁中,車炬也未曾透露任何有關緬共毒資的細節,這筆資金從此下落成謎,但各大軍區從未就此停止對這筆資金的追查,且持續至今。
1990年11月,佤聯軍總參謀長李自如到達前線,在「361"陣地召開了作戰會議,調整了前線指揮機構,把整個戰場劃分為三個戰區,第一戰區由獨立團團長魏塞堂負責,第二戰區由趙文新負責,第三戰區由岩崩龍負責。
1991年春,在泰國邊防部隊「黑虎師」和緬甸政府軍的協助下,泰國方面默許佤聯軍化裝成泰國邊防部隊,潛入坤沙重要的戰略要地和製毒窩點索蘭,經過十餘天攻克此地。
1995年初,由被前171軍區收編的原土司、政協副主席岩小石牽頭,佤邦成功收編坤沙麾下的國民黨殘軍二代魏學龍、魏學剛兄弟,欲藉助其力量收復原171軍區轄區。同年5月11日,佤邦人民政府(重組後的緬共時期的「緬甸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總書記趙尼來兼任人民政府主席。
1995年12月23日,佤聯軍集中兵力,向坤沙佔領的原171軍區的最後兩個地區的據點——孟阮和累朗發動總攻。
1996年初,佤邦擊敗坤沙收復南佤前171軍區轄區,並吸收了周邊大量的原坤沙地盤。坤沙投降數月後,趙尼來因突發腦血栓而無法繼續理政,並於2009年9月在雲南就醫期間病逝,其佤邦最高領導人職務遂由第二位建邦元老、聯合軍司令鮑有祥接替至今。此後佤邦繼續開展禁毒工作,於1996年11月正式宣佈將於2005年6月26日國際禁毒日之前全面禁種罌粟,並首先於1999年在剛剛收復的南佤徹底禁種,以將此處作為開展時年煙農移民項目的目的地,以逐步減少罌粟種植面積及依賴人口。直至2003-2004年,南佤地區初步實現糧食自給。該地區在行政上被交予剛剛收編的魏學剛管轄,其兄魏學龍任171軍區司令,鮑有祥之弟鮑有宇任政委。此等領導結構被民間稱為「緬北版國共合作」。目前佤邦在該地區仍與坤沙蒙泰軍的主要繼承者南撣邦軍持續衝突,北撣邦軍與佤邦的前身同為前中部軍區,因而與佤邦維持這一特殊關係共同對抗南撣邦軍;而北佤和中佤在未能全面禁種之前則逐步減少官方層面的交易和加工,稅收逐漸遞減接受鴉片/毒品(從1992-2002年十年間,佤邦同毒品有關的收入{包括罌粟種植和鴉片交易稅等}僅佔10%左右),直至完全不再接受,且盡力避免毒品經佤邦境內流入鄰國(尤其是中國)。
第一次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內亂(1992-1995)[編輯]
由於彭家聲部的兵變導致新人民軍遭到瓦解,佤邦與彭部結下組織分裂之仇,將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視為叛軍,且中國和越南方面亦對此事極為不滿;又因彭家聲大肆開展毒品貿易而與其舊識坤沙方面來往密切(二人與羅星漢均出身自泰緬孤軍開辦的軍事訓練班),向中國境內大量走私毒品,並由此勾連台灣當局,徹底激怒中國政府並遭通緝。另彭家聲女婿吳再林部因地理條件等因素也與坤沙方面有所往來。以上因素導致佤邦決意肆機推翻彭家聲政權。
不同於其他緬共轄區在中國方面的交涉下開始陸續逐步採取措施禁種罌粟(如815吳再林部於1991年及克欽邦101丁英部於1992年即宣佈開展禁毒計劃,其中吳再林部完成禁毒僅用六年時間),由於彭家聲等人為緬共內部最早和最大的販毒者,為保護其既得利益,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所轄的果敢和勐古地區仍堅持延續1978年以來奉行的「以毒養軍」政策。從1989年至1993年初,其毒品問題的嚴重程度日益超過緬共時期,例如從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繼承自緬共時期的「特貨貿易公司」處收購高純度海洛英成品750克以上,即贈送一枚蘇制M46手榴彈;在同盟軍內部,士兵每人每天供應3克海洛英等。在此期間,雲南警方在芒卡、清水河、南傘等口岸檢查站共查獲海洛英2000公斤。
由於東北軍區時期的內訌傳統、毒品貿易的利益驅使以及彭氏家族統治,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自叛離緬共以來,其內部始終派系林立,整體結構較為鬆散和混亂,無法穩定軍心和安定民心,加之彭家聲幾乎將所有重要領導崗位全部安排給果敢本地派系,使原知青志願兵等外來派系嚴重不滿,例如原本受彭家聲重用的楊茂良部因與彭家聲之子彭德仁不和,被彭部逐漸架空。1992年11月至1993年5月,不滿毒品貿易所得分配不均的同盟軍副司令兼912師師長楊茂良和與佤邦關係密切的893師師長李德華發動兵變與彭家聲對峙。楊茂良三兄弟親赴佤邦,表明願配合佤邦應中國方面的要求頒佈的禁毒政策,從而獲得佤邦的支持。趁彭部爆發內訌且相持不下之際,佤邦方面於1993年5月出兵果敢推翻彭家聲政權,以楊茂良取而代之,李德華隨之升任同盟軍副司令。彭家聲垮台後,坤沙蒙泰軍失去了可從北部夾擊佤邦的潛在盟友,並在佤邦集中力量打擊下逐漸走向末路。
然而作為彭家聲的接替者主政果敢之後,楊茂良仍大肆販運毒品並公然挑釁中國政府(如1994年5月將大量蘇制120毫米迫擊炮部署在南傘國門對面威脅中方釋放在臨滄地區進行毒品交易被捕的其兄弟楊茂賢,並揚言對雲南警方相關執法人員採取報復),導致中國政府陳兵數萬於楊龍寨至清水河一線,並切斷果敢地區的經濟來源;另一方面,楊茂良深知自己是在佤邦的武力支持下得以掌權,從而為擺脫這一影響,將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中大量的親佤邦軍官撤換,並代之以自己的親戚和親信(如1993年6月即迅速撤換新上任不久的893師<後128師>師長李尼門,由其子楊克勛取而代之;副司令李德華和勐古縣長孟撒拉隨後也時常賦閒在家),導致其與扶持自己上位的佤邦方面產生嫌隙,之後甚至在公開場合下發表攻擊佤邦最高領導人趙尼來和聯合軍司令鮑有祥的言論,最終徹底激怒佤邦(與1975年至1978年越南黎筍政權同柬埔寨波爾布特政權之間的關係類似)。佤邦方面隨即決定肆機另立主政果敢的人選。
1995年8月,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前沿根據地勐古發生兵變,親佤邦的同盟軍副司令李德華、128師(前893師)原師長李尼門及勐古縣長孟撒拉因不滿楊茂良削權,隨即起兵與楊茂良對峙。楊茂良親赴仰光尋求緬甸軍政府支持,軍政府隨之藉機插手果敢內亂,暗中支持楊茂良對抗具有佤邦背景的兵變一方,允許其兵力與重武器沿薩爾溫江西岸的政府軍陣地調動。經過2個多月來規模不大的十幾次戰鬥,李德華和李尼門率領的以128師為主的兵變隊伍敗退至佤邦境內,孟撒拉則退守雲南畹町鎮境外的棒賽澡塘河一帶。此時佤邦方面已開始物色可替換楊茂良的人選。出於彭家聲在果敢地區擁有較深的根基、一時無法找出相較其更適合的人選,佤邦最終決定與吳再林的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前815軍區)共同支持彭家聲重返果敢主政。
8月勐古兵變一役大大削弱了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的整體實力。1995年11月底,趁楊茂良部署其主力124師(前912師)討伐孟撒拉所在的澡塘河一帶導致老街及周邊地區兵力空虛之際,佤邦與撣邦東部第四特區共同出兵推翻楊茂良政權,隨後將彭家聲接回果敢。兵敗後的楊茂良為尋求緬甸政府軍保護,將薩爾溫江以東部分地區出讓予緬軍,導致滾弄戰役的戰果喪失。返回果敢之後,彭家聲表態願開展禁毒工作,中國政府在佤邦和第四特區兩方作保的情況下撤銷了其通緝令,暫不將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視為販毒武裝。
第二次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內亂(黑勐龍事件)(2000)[編輯]
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的前沿根據地勐古於1995年8月發生第一次兵變後,宣佈脫離楊茂良後的縣長孟撒拉將駐防當地的同盟軍128師改名為「勐古保衛軍」,並與緬甸政府簽署了停火協議,在彭家聲重返果敢後仍屬同盟軍序列[17]。
2000年10月,勐古再度發生兵變,孟撒拉宣佈向緬甸政府軍投降導致勐古保衛軍即128師發生分裂,保衛軍副司令即128師師長李尼門隨即奉老街方面的命令出兵鎮壓孟撒拉部。雙方在孟撒拉首先被李尼門部俘獲後大打出手。緬甸政府軍趁雙方均損失慘重之際打退李尼門部的進攻,並隨之將孟撒拉監禁。11月24日,緬軍誘騙李尼門等人前往黑勐龍鎮談判,待李到達指定地點後,周圍設伏的緬軍士兵立即將之及其隨行一百餘人(多為從中國境內招募的無任何作戰經驗的僱傭兵)全部就地槍殺。緬軍隨後搶先封鎖了通往中國邊境的全部路段,使李尼門殘部無法逃往中國境內。因李部大多為臨時拼湊、毫無實戰經驗的僱傭兵,很快一路潰逃至中緬邊境界河瑞麗江沿岸,但全部被緬軍打死在離江邊不遠的地方。李尼門部隨之全軍覆沒,緬軍成功吞併勐古地區。在此之後,勐古保衛軍被緬甸國防軍解除了武裝,並遣散大部分士兵,僅有為數不多的士兵被編入勐古地區自衛軍。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就此失去128師建制,並喪失勐古這一前沿根據地直至2023年底[18]。孟撒拉在遭緬軍監禁期間去世。
實施全面禁毒、緬泰邊境衝突及克欽邦內亂(1992-2009)[編輯]
2002年5月,泰國軍隊與美軍舉行「金色眼鏡蛇」聯合軍演,在泰北與緬甸接壤的邊境地區陳兵數萬,並公開支持坤沙蒙泰軍的繼承者——南撣邦軍趁機攻佔泰緬邊境緬方一側的12個陣地,從而同佤邦聯合軍爆發自1980年代後的又一次衝突,一直持續至當年10月緬泰兩國政府宣佈重開口岸國門為止。2003年12月26日,雙方在兩國邊界地區的勐干舉行會談,佤邦最高領導人鮑有祥以緬甸聯邦「邊境檢查總署署長」的名義參加此次會談。兩國經此次會晤達成諒解後,泰國親王昆賽出資數千萬泰銖援助佤邦的北部煙農南遷移民計劃,用於建立學校和醫院。
2003年初,171軍區獨立團團長魏賽堂因未能進入軍區領導層且極力抵制邦康方面頒佈的禁毒措施,意圖譁變,但很快被佤邦聯合軍總參謀長兼副司令李自如在勐阮設計誘捕並繳械。同年7月13日,魏塞堂被軍法以運輸毒品罪和叛亂未遂判處無期徒刑。獨立團的番號也因此被撤銷,改稱2518團,由鮑有宇之子、佤邦最高領導人鮑有祥之侄鮑岩板接任團長。後因魏塞堂本人軍功顯赫而在軍中擁有較大的影響力,被佤邦中央政府特赦釋放,且再次出任軍職,曾於318旅任副旅長。
在解決緬共時期遺留的毒品問題方面,由中國方面援助替代種植項目,克欽邦丁英部(前101軍區)於1992年宣佈全面禁毒;吳再林部於1991年頒佈《六年禁毒計劃》,於1997年宣佈全面禁毒;回到果敢後的彭家聲雖宣佈同意開展禁毒計劃,但仍未採取任何實際行動。1996年3月,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副司令李國鼎親自前往雲南臨滄地區進行毒品交易被捕;同年年底,勐古縣長孟撒拉所部在瑞麗江沿岸公然同雲南公安邊防部門搶奪運毒車輛。此些事件導致中國政府再次將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列入境外販毒武裝黑名單,彭家聲亦因此再度遭到通緝。迫於各方壓力,彭家聲成立了以其副手白所成為局長的禁毒局,着手開展禁毒計劃,於2003年宣佈全面禁毒(仍有爭議);佤邦則因毒品種植面積較大,採取逐步禁種的方式,於1990年頒佈《佤邦對禁種根除大煙的策略與措施》,對 50 歲以上的吸食大煙者進行耐心勸說;對 50 歲以下的分別按情況和區域,採取強制戒毒和勞改的辦法;1991年頒佈《禁毒通令》;1992年,最高領導人趙尼來親自主持了對3000餘畝鴉片煙苗的剷除行動,並邀請國際禁毒組織和緬甸政府代表於現場觀摩;同年,位於勐冒縣境內價值9000多萬美元的毒品加工廠被搗毀;1994年頒佈《關於加強佤邦地區毒品管理的若干決定》,建立毒品管制委員會;1995年制定了《關於在佤邦的部分地區實現三年無毒區的行動計劃》,分地區分片落實禁種,發展各種經濟作物。在中國方面的壓力和提供替代種植項目等援助下,從1990年至2000年的10年間,佤邦財政同毒品有關的收入(包括罌粟種植和鴉片交易稅等)僅佔10%左右。自1992年2月1日至2005年初,全邦共搗毀毒品加工窩點6處;在實行逐年分片減種的過程中,強行剷除罌粟苗5000餘畝,減種面積達70多萬畝,使罌粟種植面積由1989年的100萬畝減至30萬畝,最終於2005年完成全面禁毒工作;同時將大量涉案官員和軍官撤職查辦,如生產冰毒的鮑有祥之弟鮑有華被撤銷中央警衛旅旅長的職務。以上地區禁種毒品後皆主要以色情業和博彩業取而代之,而電信詐騙則屬灰色地帶(官方層面雖不合法,但曾一度默許其存在)。受緬共毒品問題嚴重影響的越南則於1992年在憲法中宣佈「毒品是危險的『社會病』」,採取各項嚴厲措施(與中國相同,在越南攜帶毒品超過一定數量唯一死刑),並通過中國援助的替代種植項目逐步完成全面禁毒。
儘管前緬共各部取締了歷史遺留的毒品種植及貿易,但由於緬北是金三角地區南北往來的交通要道,毒品借道走私的情況依然十分普遍。各部對流入自身轄區的毒品持嚴厲打擊的態度,並始終保持與中國、越南和老撾方面的執法合作。由於在緬共時期並未建立任何有效的法律體系,以上武裝轄區的執法依據一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為準,導致緬甸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中國方面因此要求這些地區完善其自身法律體系。後仍基於中國法律和中國執法體系,某些地區如佤邦開始制訂自身法律體系作為量刑依據(如《佤邦基本法》),並依照中國的政法委模式成立了相應的執法體系(如佤邦司法委下轄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三大部門,815亦直接成立政法委),但仍有一些地區(如果敢)並未制訂任何詳細的法律條文,其執法工作仍由軍隊負責。
儘管於2005年起宣佈全面禁毒,但前緬共各部仍不時有官員和軍官涉案。當年9月10日,中緬兩國警方聯合在撣邦東部勐薩縣棟達鎮鐃喬村附近對來自邦康的一支武裝押運車隊進行檢查,從車上查獲海洛英383.35公斤、各型槍支36支、RPG-7火箭筒6具、各型手榴彈33枚、子彈數千發。該武裝車隊受時任2518團團長鮑岩板指揮,目的地為其團部勐阮,經查為中國毒梟韓永萬授意。2008年6月26日,「9.10」案同案犯韓永萬、段必武被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而鮑岩板則在撣邦景棟監獄服刑,後經交涉於2012年被釋放。出獄後的鮑岩板被任命為468旅旅長,後升至佤邦建設部部長,並進入聯合黨中央政治局,期間創立「金華公司」,成為電詐行業的保護傘。
2005年10月,克欽新民主軍即前101軍區副司令澤龍在緬甸軍政府支持下發動兵變,司令丁英本人則被軍政府以開會為名誘騙至曼德勒並遭扣押。最終因丁英承諾未來將接受緬甸政府的詔安,換取緬軍不再支持澤龍,後者因而很快敗退密支那。
再次開戰(2009- )[編輯]
緬共雖在1989年後已從組織上被分裂,其兩大援助國——中國和越南也先後與緬甸政府恢復外交關係,但緬軍當局仍然在緬共問題上對中國和越南心存芥蒂,視緬共各部武裝為中越兩國在其境內的代理人勢力,始終欲伺機除之;與此同時,強硬展現反共立場、打擊具有中國和越南背景的前緬共武裝亦成為緬甸軍政府爭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恢復對其支持的手段。2008年5月,剛剛通過新憲法的緬甸軍政府要求各民族武裝繳械詔安,作為緬甸全國範圍內影響力最大的反政府武裝,緬共各部首當其衝。2009年3月,緬共五部——佤邦聯合軍(新人民軍主力)、克欽新民主軍(101軍區)、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東北軍區)、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815軍區)、北撣邦軍(中部軍區西線)同另外三支民族地方武裝重組緬甸和平民主陣線,佤邦最高領導人鮑有祥出任陣線總司令。4月28日,緬軍政府提出整編方案,要求美國政府在必要時支持或默許其對中國邊境一線的前緬共各部武裝發動攻擊。6月,佤邦聯合軍與克欽獨立軍亦重新恢復了緬共時代的統一戰線關係(但因2011年後克欽獨立組織領導層再度出現反華反共傾向,開始與其保持一定距離,後因克欽獨立軍主動緩和與中國的關係而有所回暖)。8月15-16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吉姆·韋伯訪問緬甸,向時任緬甸總理丹瑞大將轉達了美國政府已同意緬軍政府先前提出的默許其以武力打擊緬北地區具有緬共背景的一切武裝組織的要求,以打消與中國之間的緩衝地帶,同時亦可解除對其盟友泰國方面的牽制,以對越南和老撾形成更多外部壓力,從而在整體上形成更大的針對中國的包圍圈。獲得美國支持的緬甸軍政府解除了國際關係上的顧慮,決定放手對緬共各部進行武力打擊。
第三次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內亂(88事件)及反攻果敢(2009-2015)[編輯]
作為最早成立的前緬共武裝,丁英克欽新民主軍和彭家聲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成為緬軍政府的頭號打擊對象。雖彭部拒不投降,但因自1989年彭家聲發動兵變顛覆緬共以來,始終致力於個人家族統治,導致其部內訌嚴重,緬軍由此趁機收買其副手白所成、撣邦第一特區公安局長魏超仁、特區秘書長劉國璽及果敢副縣長兼東山區區長明學昌(通稱「果敢四大家族」)指控其違反停火協議私造軍火,於2009年8月8日起形成與周邊所有前緬共武裝的對峙局面。又因彭家聲與中國方面積怨不淺(彭家聲除名義上宣佈禁毒前向中國境內販運毒品遭通緝外,還在宣佈禁毒後仍向中國境內大量走私軍火),無法獲得中方的任何支持,最終於2009年8月底被緬軍徹底擊潰後被迫再次流亡。緬軍由此在1969年被擊退40年後重新佔領果敢地區,並接管大部分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所部,將其改編為緬甸邊防軍1006邊防營和果敢自治區警察局。而佤邦與815軍區方面因基本繼承和延續了緬共的黨政制度,具有相對完善的政治體制,其內部較為穩定,且因其禁毒立場和控槍政策而獲得中國的大力支持,因而在果敢發生戰亂後,兩地保持高度戒備狀態,背靠中國隨時準備應戰,使緬甸政府最終放棄吞併此兩個地區的企圖。對於果敢事件,佤邦方面以中立立場為由,拒絕出兵援助與中國關係不睦的彭家聲部。而815軍區司令吳再林雖與彭家聲為翁婿關係,亦僅收留彭家聲家族及其潰兵而拒絕為其重建軍隊。2009年9月8日,受緬甸軍政府邀請,美國政府派出代表團前往老街參觀,表示支持軍政府在果敢地區的軍事行動,聲稱果敢戰亂「只是一個刑事案件」。此役史稱「88事件」。
自88事件以來,多支前緬共武裝發生內訌後直接投降緬甸政府軍或遭其他武裝吞併。克欽邦第一特區即前101軍區(丁英部)成為前緬共武裝中首個宣佈投降者。作為交換,丁英本人於次年成為緬甸國會議員。丁英辯稱自身實力弱小且遠離其他原緬共轄區,不得不屈服於緬軍。克欽獨立軍擔心緬軍勢力在克欽邦坐大,對丁英部展開多次進攻,最終在接受緬甸政府詔安三年後,其轄區於2012年5月遭克欽獨立軍攻陷,隨後丁英被撤銷國會議員,並表示要重新加入克欽獨立軍與緬甸政府作戰。2010年,北撣邦軍 (前中部軍區西線)司令雷茂帶領兩個旅向緬甸政府軍投降。2011年,緬軍通過「毅力行動」佔領部分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和北撣邦軍轄區。2015年初,重建後的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在克欽獨立軍方面的支持下企圖反攻果敢,最終只佔領了紅岩周邊的極少數區域。彭家聲本人則於2022年初於勐拉去世。
為改變自1989年叛離緬共後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因彭氏絕對家族統治、毒品貿易及無政治綱領等原因遭受三次重大內亂的前車之鑑,2013年6月28日至29日,原撣邦第一特區領導集團正式宣佈成立緬甸民族正義黨,在當時召開的第一屆黨代會上選舉產生了中央委員及中央候補委員,彭家聲之子彭德仁當選為代理總書記;2015年6月28日至7月1日,一屆二中全會召開,成立中央政治局,選舉產生政治局委員5人,增補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若干,落實了政治建軍,維護和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政黨的組建標誌着同盟軍開始恢復被拋棄20餘年的緬共體制,並極力擺脫原先背叛緬共的販毒武裝形象,但正因其此些極其複雜的過往歷史,加之正義黨內繼承了原緬共時代不設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設置而無法有效監管黨員的違法違紀行為,外界對其活動仍持懷疑態度(如被爆出其於紅岩地區大規模複種罌粟)。
南撣邦軍同緬共武裝的持續衝突[編輯]
為在88事件後抑制緬共各部武裝,2011年12月2日,坤沙蒙泰軍的繼承者南撣邦軍與緬甸軍政府簽訂臨時停火協議後,軍政府提出允許其與佤邦共管與泰國接壤的全部地區,遭到佤邦方面的嚴厲拒絕。為在泰緬邊境取得優先控制權,南撣邦軍開始在其管轄區大興土木,進行圈地運動,直接威脅到佤邦的安全。
2012年7月,為爭奪水源控制權,南撣邦軍綁架了60名佤邦南部農場的工人,以此要挾佤邦聯合軍171軍區支付1000萬人民幣贖金。171軍區方面則限期南撣邦軍在一周內釋放扣押的工人,否則將在其防區內實施交通封鎖。若發現南撣邦軍軍人進入防區,一律開槍射殺。在聯合軍的強大壓力下,南撣邦軍釋放了人質。
除佤邦外,南撣邦軍與同為中部軍區出身的北撣邦軍亦衝突不斷。2020年12月9日,北撣邦軍與南撣軍在南渡附近發生交火。2021年2月13日,在皎梅與南撣邦軍爆發衝突,此次衝突持續兩天。
緬共各部間的摩擦[編輯]
自1989年緬共瓦解後,作為緬共主體的佤邦方面雖與其餘各部保持名義上的兄弟組織關係(類似於1921年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撤銷後蘇共與中共、1951年印度支那共產黨解散後越南、老撾和柬埔寨三國黨組織之間的關係),但因其並不願平等對待其他各部且不時出現侵吞他部防區等霸道之舉,加深了其餘各部對其的嚴重不滿,導致原本同出一脈的傳統關係開始出現裂痕(呈現出類似於1960年代中蘇交惡前夕的趨勢),從而給緬甸軍政府提供了潛在的可乘之機。
2016年9月28日,佤邦方面以撣邦東部第四特區(前815軍區)方面與緬軍政府頻繁接觸、意圖全面投降緬軍(事後證明不實)為藉口,派出佤聯軍468旅600餘人進入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的菊賽陣地。因雙方的友軍關係,撣東同盟軍方面並未戒備,導致兩處重要高地被佤聯軍強佔,陣地上150餘名撣東同盟軍官兵被繳械。這是自1993年佤邦借第一次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內亂之際出兵果敢推翻彭家聲後緬共各部之間發生的第二次衝突。為防緬軍趁虛而入,最終此次衝突由勐拉與邦康雙方協商後和平解決,雙方對外宣稱是在進行野營拉練。直到2017年3月8日,佤聯軍才以換防為名將所佔陣地歸還第四特區。撣東同盟軍從此加強了對佤聯軍的防備。2019年11月2日,時任佤聯軍468旅旅長鮑岩板的車隊在前往孟片礦井途中,在孟片和孟迪之間的色勒縣孟洋鎮陽廊檢查站遭撣東同盟軍369旅方面攔截檢查,鮑岩板隨即命令其警衛排佔領附近山崗與撣東軍對峙。2024年3月23日,撣東同盟軍在與佤邦交界的第四特區西北邊陲開展軍事演習,以應對佤邦方面的潛在威脅。
2022年4月18日晚,佤聯軍與同為中部軍區的北撣邦軍發生小規模衝突。起因為一名佤聯軍士兵突然用匕首襲擊放哨的北撣邦軍士兵,該哨兵隨即向佤聯軍方面投擲手榴彈,炸死兩名佤聯軍士兵,雙方隨即爆發槍戰。據悉此次衝突是因北撣邦軍方面從撣邦中部陣地突然撤退使南撣邦軍趁虛而入招致佤邦方面不滿所引起,為緬共各部間爆發的第三次衝突。
2024年3月6日,位於南弄地區的佤聯軍318旅某部連長以「抓捕逃兵」的名義擅自帶領幾名隨從駕車進入剛剛收復的撣邦第一特區(東北軍區)轄區內,與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211旅的車輛發生碰撞,雙方當街發生爭執。由於事涉兩軍關係,211旅旅長親自出面調解,但隨後發生了同盟軍方面聲稱的所謂涉事佤軍連長辱罵該旅長,致使雙方爆發肢體衝突。事後第一特區公安局交警大隊聲稱已扣押肇事雙方及車輛,並要求出手打人的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士兵向該佤軍連長賠禮道歉,且詢問該連長是否接受道歉或需要向其上級通報此次交通事故,該連長接受道歉並聲稱無需匯報上級。但在返回南弄後,該連長卻將此事報告上級,稱同盟軍涉事官兵並未一同前往交警隊接受處理並親自賠禮道歉,僅由交警隊方面代為道歉。佤邦方面隨即發表公函,要求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方面交出參與鬥毆的士兵,並送至南弄當面賠禮道歉,否則將追究到底。佤邦方面的依據是事發路段為雙向車道,佤邦軍車在道路一側正常行駛,而同盟軍軍車則因前方有車擋路而變道至對向車道,試圖逆行超車,導致對向車道的佤邦軍車剎車不及,從而發生碰撞,因此趕往事故現場的同盟軍211旅旅長有包庇應負此次事故全責的己方肇事車輛之嫌,由此引發涉事佤軍連長不滿而情緒波動,從而使雙方爭執從口角上升到肢體衝突,且懷疑涉事同盟軍軍車駕駛員為吸毒人員。第一特區方面隨即復函,表示願全力配合佤聯軍緝捕逃兵,並已要求己方涉事官兵向涉事佤聯軍連長賠禮道歉,稱不應因基層發生的誤會而影響雙方自緬共時期以來的傳統關係。但由於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背叛緬共的叛軍歷史,佤邦方面並不認可與其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傳統友軍關係。
對於緬共各部之間發生的一系列摩擦,中國雲南省外事部門亦不斷在各部之間協調,以保證緬共各轄區不再因內訌而被緬軍佔領,由此維持中緬邊境一線的穩定。
政變後復出(2021- )[編輯]
2021年2月軍事政變爆發後,緬共突然宣佈復出,於3月15日在克欽獨立軍的幫助下成立「人民解放軍」,活躍於克欽邦和實皆省,與各少數民族武裝組織和人民防衛軍(PDF)合作(但暫未與佤邦和815等原新人民軍各部建立聯繫),使用小規模游擊戰來鍛煉部隊和增進影響力,全力加強根據地建設。目前尚未有對緬軍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跡象。
嚴打電信詐騙(2023- )[編輯]
前緬共各部雖不支持電信詐騙行業,但卻因全面禁毒後的經濟問題而默許其存在,導致部分軍方人士涉案(如佤邦境內的詐騙園區通常被駐防當地的軍官佔有約30%的乾股),逐漸出現了類似先前「以毒養軍、以軍護毒」的「以詐養軍、以軍護詐」趨勢。由於大量中國公民和越南公民在緬北各地遭到電詐園區的綁架與酷刑,電信詐騙問題對於前緬共各轄區來說,已如同當年的毒品問題一樣引起中國和越南兩個前緬共最大援助國方面的高度重視,並間接觸發了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反攻已被電詐產業盤踞多年的果敢和勐古等原新人民軍東北軍區轄區,史稱1027軍事行動。
2023年8月15日至16日,中泰緬老四國警方啟動合作打擊賭詐集團專項聯合行動。隨着緬甸政府軍在政變後加劇對緬北地區的軍事行動,因擔心類似當年在果敢禁毒問題上彭家聲和楊茂良激怒中國政府而徹底失去中方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全方位支持,且本地經濟亦因此而導致物價飛漲,從而激化社會矛盾而導致治安問題惡化,儘管電信詐騙已成為禁毒後的一項重大產業,佤邦和815方面仍積極響應中國政府的跨國執法行動,9月1日,佤邦中央事務執行委員會發文通知要求佤邦境內中央各部門、部隊、縣、特區、南部管委會嚴厲打擊電信詐騙犯罪。此後,佤撣兩地警方已先後逮捕並向中國警方遣返移交了數千名電詐人員。
2023年9月27日,畢業於昆明陸軍軍官學校的新任佤邦聯合軍副司令、鮑有祥之侄鮑軍峰(化名艾陳)因涉嫌充當電詐保護傘,在昆明被中國警方逮捕並審訊。10月12日,原2518團(獨立團)團長及468旅旅長、「9·10」運毒案主犯之一、時任佤邦建設部部長、鮑有祥之侄鮑岩板(化名陳岩板),時任勐能縣縣長、原鮑有祥女婿何春田(化名肖岩塊)被中國警方以電詐組織者和保護傘的罪名通緝[19]。10月16日,聯合黨中央發佈決議,將鮑、何二人開除黨籍、軍籍並撤職。10月17日,戶板縣法院簽發了二人的逮捕令[20]。2024年1月23日,鮑有祥之子、468旅旅長鮑岩康與佤邦司法委共同簽發逮捕令,並於2月20日宣佈凍結二人名下的一切資產。
截止2023年11月21日,緬共各部執法部門共向中方移交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3.1萬名。[21]
2023年11月30日,越南救助難民機構表示,來自中國、越南和其他國家的被綁架者要求先以他們的同胞為目標,騙服他們將錢投入虛假投資平台。如果指標沒有完成,被拘者就會遭受虐待甚至其本人器官會被摘除和販賣[22]。
2023年12月10日,遼寧、福建、重慶等地公安機關指控白所成、白應蒼、白應蘭、魏懷仁、魏榕、劉正祥等10人為緬北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重要頭目,並對這些人發佈公開懸賞通緝。[23][24] 2024年1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通緝的以白所成為首的十大緬北詐騙集團在中緬邊界被押解至中方。[25]
全面收復原東北軍區轄區及開闢新根據地(2023- )[編輯]
2023年10月27日,臘戌、貴概等多地的緬甸政府軍據點遭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襲擊並爆發交火。同盟軍方面稱此次軍事行動旨在打擊作為老街電詐行業和毒品貿易後台的各大受緬甸政府承認的民團,並封鎖臘戌至清水河 、木姐的主要公路,史稱10.27軍事行動。28日,同盟軍方面相繼發佈《對敵偽人員的通令》[26]及《對中國籍人員在果的通告》[27],要求政府軍和民團投降,並要求中國籍電詐頭目自首,並稱會保護被脅迫從事電詐人員。
2023年11月11日,果敢亨利集團總裁魏清濤、福利來集團總裁劉正琦及原新人民軍東北軍區司令趙明的通訊員、原撣邦議會議員、果敢自治區領導委員會委員明學昌的女婿畢會軍被中國警方刑事拘留,三人認罪悔罪視頻流出。次日,中國浙江省溫州市公安局對緬北果敢自治區電詐集團頭目明學昌、明國平、明菊蘭、明珍珍進行公開懸賞通緝。[28][29] 11月15日晚,明學昌在抓捕行動中自殺身亡。11月16日,明國平、明菊蘭和明珍珍在果敢被緬甸警方抓獲並移交中國警方[30],明學昌的屍體亦被緬方用救護車送往楊龍寨口岸,由中國方面驗屍後歸還緬方。
11月12日,同盟軍表示在滾弄戰役52周年之際已全面佔領滾弄地區,薩爾溫江兩岸緬甸軍政府武裝據點均被清除[31]。外界原本以為這是緬共武裝首次跨過薩爾溫江建立根據地,但最終證明同盟軍並未堅守且很快撤離滾弄大橋,所謂佔領滾弄大橋的照片為作假,實為於勐吉區大壩渡大橋拍攝。
11月19日,緬甸軍政府發言人佐敏吞少將稱10.27軍事行動為「侵略戰爭」;而在兩天前的11月17日,佐敏吞曾暗指中國是此次戰端的幕後支持者。當天下午,緬甸軍方即於發動1967年反華騷亂56年後再次發動反華騷亂,鼓動數百名暴徒圍攻位於仰光的中國駐緬大使館,聲稱中國干涉緬甸內政、向緬北武裝提供援助等等,當天的反華活動也在新首都內比都同步舉行。11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南部戰區在中緬邊境舉行軍演以示回應。中國軍隊展開演習後,佐敏吞不得不表示緬方「已經提前收到了關於此次演習的通知」,並聲明中方演習沒有違背中國不干涉緬甸內政的原則。
截止11月20日,清水河、棒賽、南坎和勐古等原東北軍區轄區均被收復。
11月26日,佤邦聯合軍以綁架難民的罪名逮捕了5名在南鄧難民營中徵兵的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士兵。
12月6日,距緬軍老街軍分區司令部米線溝直線距離約2公里的大贏山據點被攻破,此地可俯瞰老街市區。彼時果敢全境僅剩米線溝、南天門山、楊龍寨和大水塘等幾個重要據點尚未被收復[32]。
12月14日,經過中國的調解,緬甸軍政府與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之間達成臨時停火協議[33]。根據協議,緬軍將於12月底全面撤離老街,老街將獲得和平解放。
12月16日,同盟軍表示戰線已至老街中心外圍東城、125安置點一線,受雙方臨時停火影響,正與緬軍在老街城區對峙[34]。同日,同盟軍派遣政治部副主任茶德安前往125安置點發放大米,並勸導民眾為防止緬軍襲擊離開安置點,茶德安表示同盟軍平等對待各族難民,自本次軍事行動開展以來,已安排車輛護送近十萬名包括緬族在內各族難民返回下緬甸[34]。
12月19日,由於18日當天緬甸空軍轟炸了同盟軍的防區,雙方於老象塘一帶爆發了戰事。[36]
12月25日下午,老街東城區皇冠酒店附近發生交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傷。其中包括中國人。[37]
進入2024年初,衝突接近尾聲。1月3日,楊龍寨方向一枚炮彈落入中國雲南鎮康縣南傘鎮,造成5名群眾受傷,傷者已送往醫院救治。[38]
1月4日,同盟軍佔領原果敢自治區主席白所成在老街的府邸白家酒坊,同時抓獲了果敢自治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李正福之子李福壽和自治區常委兼緬甸邊防部隊1006邊防營(88事件後投降的同盟軍殘部)監察委員會主席、魏超仁之弟魏懷仁(又稱魏三)。[39]同盟軍總部隨即宣告果敢全境解放,以全部原東北軍區轄區為基礎重組撣邦第一特區,目前大致分為果敢、貴概、勐古和木邦四縣。1月6日,緬甸國防軍吞吞敏準將正式向戶板的佤邦聯合軍與同盟軍宣佈投降,被俘緬軍官兵被繳械後,經佤邦境內遣送至臘戌。
1月9日,繼5日同盟軍光復果敢全境後緬甸空軍於當日再次出動轟炸機轟炸老街城區。[40]
1月10日至11日,在中國方面的斡旋和促推下,緬軍與同盟軍代表在昆明舉行和談,並達成正式停火協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1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透露了以上信息,並表示:雙方同意立即停火止戰,軍事人員脫離接觸,相關爭端和訴求通過和平談判方式解決。雙方承諾不損害中方邊民和在緬項目人員安全。雙方並就停火安排等其他事宜進行了協商。[41][42][43]
儘管同盟軍取得勝利收復原轄區,但由於其緬共背叛者的身份及武裝販毒的歷史,加之其依然存在延續自緬共後期綁架平民敲詐勒索或充軍等惡習[44][45](例如曾有在果敢當地的第四特區居民指控同盟軍進入老街後以涉嫌販毒和電詐的罪名扣押大批在當地正常經商的中國商人及其財產和車輛,以勒索數千萬人民幣的贖金),更有指控稱部分同盟軍官兵與某些販毒/電詐嫌疑人私下勾結並故意將其釋放(有跡象表明同盟軍內部依然存在官兵吸毒販毒現象,如在其於2015年佔領的紅岩地區大面積種植罌粟),另其官兵性犯罪(嫖娼、強姦)亦較為普遍,甚至女兵亦不例外,導致其內部性病流行。外界(尤其中國方面)因此並不視此次行動為單純對抗緬軍當局,而是同先前三次同盟軍內亂一樣,將其視作彭氏家族和四大家族之間的「毒詐內訌」,認為其重返果敢後仍將延續原先「以毒/詐養軍、以軍護毒/詐」的老路。
1月14日,繼1月12日緬甸軍政府同意暫時停火後,同盟軍方面指責軍政府違反停火協議,以致雙方再次爆發衝突。
1月26日,原中部軍區之一部——德格列部勃歐民族解放軍宣佈已控制了希本鎮[46]。
2024年2月,同盟軍在白所成宅邸——酒坊後山發現一個大型毒品加工廠,每天可生產各類毒品數百公斤。
截止2024年,佤邦聯合軍和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為具有完整轄區並保持與緬甸政府軍之間停火狀態的緬共武裝,而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北撣邦軍和勃歐民族解放軍仍和緬甸政府軍持續衝突中。由於丁英的克欽邦第一特區(101軍區)已於88事件後投降緬甸軍政府,目前緬共轄區全部集中於佤撣兩邦。
對緬共的評價和繼承[編輯]
1989年緬甸共產黨發生分裂後,其兩大主要原轄區——佤邦和撣邦東部第四特區仍忠誠於其所留下的一系列軍事和政治遺產,例如佤邦官方最大紀念日4月17日既是1989年佤邦聯合軍的建軍節及緬共各轄區開展和平建設的紀念日,亦是1972年緬共設立佤邦的建邦日(亦稱佤山解放日)。對於1989年發動兵變叛離緬共的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彭家聲部,其他各部對其始終持不完全認可的態度,例如2024年3月11日同盟軍宣佈慶祝「建軍」即1989年叛亂35周年,佤邦與撣邦東部第四特區(儘管吳再林與彭家聲為翁婿關係)皆未發去賀電;同年4月17日在邦康舉行的佤邦建邦52周年及佤邦聯合軍建軍35周年慶祝大會上,彭德仁之子、撣邦第一特區外聯部長彭坤亦被安排在嘉賓席中並不起眼的位置上;佤邦聯合軍與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之間亦曾爆發正面衝突和數次摩擦。
作為緬共主體的佤邦方面認為,對於緬共的歷史需要一分為二地看待,只能否定其後期的錯誤,而不能否定黨組織本身,尤其不能否定其前期在緬甸歷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和取得的成就。原新人民軍中部軍區司令、現佤邦聯合軍司令鮑有祥聲稱:「我們跟黨走了20多年,如果緬共是完全錯誤的,那我們也完全錯了。錯的只是後來中央領導集團內的一小撮人,而我們正是擺脫這些個別領導的錯誤領導,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知青志願兵出身的佤邦前二號人物肖明亮聲稱:「1968年緬甸共產黨的興起使阿佤山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使佤山人民站了起來。我們將永遠不會忘記緬共對緬甸、對佤邦的貢獻。」前佤邦聯合軍總參謀長兼副司令、現任佤邦政府副主席兼外聯部長趙國安在2019年佤邦建邦47周年及佤邦聯合軍建軍30周年記者招待會上聲稱:「佤邦是緬共把阿佤山區的幾十個部落統一後建立的,使佤山各族人民擺脫了封建部落統治的桎梏與枷鎖,這是緬甸共產黨不可磨滅的貢獻。」基於此種認知,在1989年緬共遭彭家聲部兵變分裂後,佤邦依然延續緬共的各項原有體制,將自身視為緬共事業的繼承者,因此曾於1993年以討伐叛徒的名義出兵果敢將彭家聲政權推翻。但自1990年代與坤沙蒙泰軍開戰以來,佤邦為增強自身實力開始收編各種周邊勢力(包括部分反共勢力,如脫離坤沙的國民黨殘軍二代魏學剛家族),導致其內部各派勢力錯綜複雜,在其穩定的表象下實則較為混亂(與頓巴斯地區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類似)。因而雖然逐步解決了緬共後期遺留的毒品問題,但仍在之後催生出其他各種地下產業,加之領導層老齡化(趙尼來、李自如和肖明亮等原緬共時代的元老已相繼離世),且緬共後期腐化的部分慣性仍在,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不擇手段(如博彩業為其境內合法產業、毒品過境問題依然存在)導致享樂主義漫延,暗含各種潛在的內部危機,尤其在2023年中國等國嚴打電信詐騙後,其多名官員和軍官涉案並遭到中國方面通緝。由於以上因素,佤邦聯合軍的軍紀狀況依然堪憂,其戰備意識因此多有麻痹,一定程度上放鬆了對緬軍的警惕,但仍遠好於叛出緬共的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
前身為新人民軍815軍區的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亦全面繼承和發揚緬共時代的建軍方法,在擁軍優屬方面仍然以依靠人民支持為根本原則,基本重新恢復了因緬共後期腐化而被破壞的軍紀,其所轄的撣邦東部第四特區亦為緬共原各轄區當中落實原有體制最為徹底且經濟上最為富裕的地區(與頓巴斯地區繼承部分前蘇聯體制的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類似),亦是最早快速解決緬共後期遺留的毒品問題的地區之一,相較於佤邦更為穩定。與佤邦類似,其官方最大紀念日6月30日既是1989年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的建軍節及緬共各轄區開展和平建設的紀念日,亦是1972年新人民軍解放撣邦東部三縣並成立815軍區的紀念日。
作為緬共的繼承者,佤邦和第四特區等地區承認自身為緬甸國家版圖的一部分,維護緬甸領土主權完整。在此基礎之上,此些地區在發展對外關係方面仍與原緬共時代的盟友中國、越南和老撾等國繼續保持緊密關係,以尋求外部支持對抗緬甸軍政府和泰國的潛在威脅。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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