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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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屿港(葡萄牙语:Liampó[1][2][3]),又名双峙港[4],为位处浙江舟山市六横岛与佛渡岛之间的港湾,即石柱头村一带、六横岛西岸涨起港附近,[1][3]由港内上双峙、下双峙两岛屿得名[4]。其在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之乱引致官方禁制对外贸易活动(海禁)后兴起,于嘉靖三年至二十七年(1524~1548)间,曾一度成为明朝当时最大最繁华的海上国际自由贸易市场,并建有市政设施,自行组织武装以保互市,[4]也是明朝武装商人集团汪直等人的根据地[5]。该地因受到海商保护免于海盗侵扰,吸引了来自中国、日本、葡萄牙、暹罗、婆罗洲与琉球等地的商人到此贸易,有自欧、亚、非洲等的十余个国家及闽浙等商人参与交易,多时“舶客拥万众”[4],为十六世纪远东与西方的重要贸易转口港[6],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称之为“十六世纪的上海”[7],史观亦视之为十六世纪亚洲最大的国际自由贸易港。[1][8]当时由汪直与其他中国商人、葡萄牙人、日本人等一起共同努力,正式构建了“东南亚—双屿—日本”的贸易网络,当时据信该地也是葡人在东方所有居留地中,人口最多、最富有的一个[9]。由于贸易性质触犯海禁,双屿港被浙江巡抚朱纨率领的明朝军队剿平。[10]
地理位置
[编辑]该地位于浙江之外海,悬居海洋之中,当时距离舟山城东南百里[11],扼南北航线和中日航线之要冲, 乃海洋天险[12]。港南北向,南北长约7.6公里,东西宽约1.4~2公里,港域面积约13平方公里。[4]明初,双屿被列为“国家驱遣弃地”,岛民全部内迁,无人居住,遂成为各路船只泊聚的理想场所。[8]
活动与贸易发展
[编辑]屯门海战后,葡人被逐出广东,遂转向闽浙沿海寻求贸易机会。其时面对海禁,沿海民间也继续进行私人海上贸易活动,活跃于双屿一带的徽商许栋、闽商李光头便是海上贸易的首脑人物。在中国海商的配合下,大批葡人便来到中外走私商人聚居的宁波附近的双屿港,以其为基地从事走私贸易,在闽浙沿海亦商亦盗。[2]
有关的海上贸易活动触犯明王朝的海禁政策,汪直却与沿海的很多地方官员进行一系列互惠互利的合作,获取官员默许以打造中外商所期望的互市局面。 [10]朝廷则一度忌讳邓獠、许栋和葡商在这一带越来越大影响的海上活动,于1543年派出海道副使张一厚统兵剿捕,反被打败。之后许栋、李光头为首的大批武装海商,以及葡萄牙商人,集中停泊该港湾,并进行岛上建设,作为长期进行自由贸易的基地。[1]1545年许栋、汪直率领大批海商到日本贸易,再带返日本博多津等地的日商助才门等人到双屿港贸易。这样,双屿港的自由贸易便完全替代勘合贸易(朝贡贸易),一时成为东南沿海人们和葡、日、南洋等国外商贸易之中心,还远至马来半岛彭亨国招引侨民和外商等合组船队,在双屿港一带相互交易。[1]
1543年葡萄牙人到达日本九州,尔后便开展了对日直接贸易:双屿也成为整个由马六甲到日本之间贸易路线中,理想的临时停驻和补给点,从而形成以日本、闽浙、马六甲为支点的一个三角贸易区。在这段贸易关系网络中,葡萄牙人先从马六甲等地贩卖胡椒、香料等东南亚商品,再到双屿(或者月港)与当地商人交换丝绸、棉布,然后运往日本销售,换回白银,再返回到中国买入丝或布,卖到马六甲。[13]一系列的走私贸易活动不仅改善了沿海一部分中国百姓的生活,也带来了大量的白银。[10]而港区主要有三种用作交易的货币,葡萄牙货币(硬币),中国银两与日本银锭。
往来商货
[编辑]据载当时葡人每年在双屿港交易,主要购买中国的丝绸、布匹、粮食、药材、陶瓷器、雨伞、草席等商品;运来金锭、白银、胡椒、檀香、丁香、肉豆蔻、夏布、白棉布、番花手帕、木棉、吉贝花、皮货、生漆、高级香料、珍珠等。再据《明会典》、《星槎胜览》、《东西洋考》等明代史籍记载,经该港入口商货主要有:日本之倭刀、扇,琉球之香料、硫磺,安南之金银器皿和犀角象牙,英腊之孔雀翎、宝石,暹罗之珊瑚、琥珀,占城之手巾、苏木,爪哇之珍珠、玛瑙,彭亨之胡椒、沙金,文莱之梅花龙脑、丁香,苏门答腊之水晶、胡椒,古里之宝石,满喇甲之象牙,锡兰之宝石、珍珠、乳香等。[4]
港区概览
[编辑]葡人建设港区设有市政厅、教堂、医院[7]及1000幢民居,人口3000[3],其中葡萄牙人1200名,其余为来自别国的基督教徒[9]。 “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东、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甚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14]。耶稣会士费尔南记述,当时港区有设立市长、承审员、议员、司法官与其他十八种顾问或裁判员负责治理。[1]
治理和服务体系
[编辑]在当地自行设立的政府机构中,包括了几名高级市政官、一名书记员、一名稽核、一名主管孤儿与抚恤的民政官及几名警官、几名卫队督察,负责赁借的官员,此外还有四名负责起草契约合同的公证人,六名负责注册事务的官员。前述人员的一般薪酬为三千达卡,职位更高的官员则会高出这个数目。岛上还有两所医院和一所恤孤院,每年费用为三万多;市政厅的租金每年高达六千达卡。[9]
共存关系
[编辑]双屿港的国际贸易,得到沿海百姓、豪富及不少地方官吏的暗中支持,认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时官居刑部主事的唐枢也曾在《御倭杂着》中提出异议:“中国与夷,各擅土产,故贸易难绝也,所之所在,人必趋之”,故“官司禁止勿得”。[4]在鼎盛时期,当地居民也心甘情愿地协助海商们,因为走私贸易给岛上带来了可观的财富:原本依赖农作和渔业为生的村民,转而为汪直和其他海商制造武器和盔甲。村民们不仅愿意提供生活物资,还有女人和自己的后代,当时不少年轻人也愿意加入汪直的团队[15]。
消亡
[编辑]双屿港的走私贸易完全替代了以前官方的“勘合贸易”,与明朝的海禁政策相悖,随着当地活动规模日益扩大,震动朝廷,“濒海千里告急,朝野皆惊”,于是嘉靖帝决定用武力剿灭[4]: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调右副都御史朱纨为浙江巡抚,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双屿港之前,26年间舟山海域基本无寇乱,但双屿是被抗倭派称做“根抵窟穴”,“倭寇”其实基本上都是中国武装走私商人。双方对峙时在九山洋发生激战,结果许栋被擒杀,朱纨下令以木石筑填通往双屿港的南北各水口,[13]城市被大火烧光。数百葡萄牙人被杀,侥幸活命的乘船逃走[16][失效链接],中外私商苦心经营多年的双屿遂成废墟。当时双屿港陷落的消息,与“中国众港口是全面对葡人严阵以待”的警号,一并传至葡属印度,之后葡萄牙人往南撤往福建和广东澳门,继续经商。[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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