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奉战争
反奉战争,又称国奉战争、浙奉战争、或第三次直奉战争,是一场发生于中华民国的内战。1925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发动反奉战争,图谋东山再起。
背景
[编辑]1924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张作霖以五十万大洋重赂冯玉祥,于10月23日发动甲子兵变,倒戈直系并自立为国民军,进京后旋即软禁曹锟并摧毁其“赂选政府”,由国务总理黄郛“摄行大总统职”过渡[1]:351。冯玉祥逼迫曹锟之弟曹锐自杀。同时奉军在少帅张学良指挥下,突破直军防线,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包围吴佩孚主力,缴械纳降卒3万余人[1]:351。吴率残卒数千,浮海遁走,使奉系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全胜[1]:351。
至此,奉系大举入关[1]:352。编制是自“东北陆军”中编出6个“军”,由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陞、许兰洲分任第一至第六军军长[1]:358。每军下辖3至4个“旅”及若干“独立团”,如炮兵、工兵、辎重兵等[1]:358。另加空军、海军由少帅张学良直接指挥[1]:358。6个军总共20余万人[1]:358。第一军、第三军合组“一三联军司令部”,张学良为司令,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混成旅旅长郭松龄为副司令[1]:358。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再次扩编,改旅为师,改军为军团[1]:358。1925年春,“一三联军司令部”改为“京榆驻军司令部”,驻天津[1]:358。直辖步兵6师12旅,骑兵1师2旅,炮兵2旅,工兵1团[1]:358。张学良任第三军团军团长兼司令,郭松龄任副司令[1]:358。共有步骑炮工辎各兵种7万5千人[1]:358。
11月初,奉系主帅、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抵达天津,会晤冯玉祥商讨善后,决定公推闲居天津之前“皖系”军阀段祺瑞暂时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以后另作安排[1]:352。11月24日,段在北京就职[1]:352。张作霖率千人入北京观礼[1]:352。就职后,段要“废督裁兵”,解除各省兵权[1]:352。张作霖乃自请撤销“镇威将军府”,并解除“东三省巡阅使”名位,改任“东北边防屯垦督办”,仍“节制东三省军务”[1]:353。冯于曹锟政府内阁原任“陆军检阅使”,屯驻重兵于京畿南苑[1]:353。段也裁撤其名位,促冯去兰州就任“西北边防屯垦督办”[1]:353。
冯和张作霖主张电请孙中山北上[1]:354。段乃附和,联名电请孙文大元帅北上,为和平统一,共商国是[1]:354。张作霖、孙中山原为老友[1]:354。二人儿子张学良、孙科乃“民国四大公子”,交情不恶[1]:354。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至1925年3月12日病殁[1]:357。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第五军副军长阚朝玺奉命率2个奉军混成旅及若干地方部队,出任热河特别区都统,驻节承德[1]:359。第二军军长、直隶人李景林奉命出任直隶军务善后督办,驻节天津,辖奉军及改编地方部队6万余人[1]:359。1925年初,张作霖以张宗昌在长江有作战经验,给予“苏鲁皖剿匪司令”名义,挟前“淞沪护军使”、战败投奉之卢永祥挥军南下,击破直系齐燮元军进占南京[1]:360。卢永祥于南京一带网罗一些淞沪旧部增组“宣抚军”,仍以张宗昌为总司令,率军循沪宁铁路东进[1]:360。1月底,占领上海[1]:360。4月,第二军副军长、山东人张宗昌出任山东军务善后督办[1]:359。总参议杨宇霆任“江苏督办”,第一军军长姜登选为“安徽督办”,统率长江下游奉军[1]:360。此时奉系拥有陆海空军37万人[1]:361。6月13日,张学良奉张作霖命,率奉军2千余人进驻上海[1]:361。上海公共租界英法当局见奉军开入上海,联衔向张学良要求派军入驻租界加以“保护”[1]:361。
开战
[编辑]1925年11月,直系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孙传芳响应起兵,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势力[1]:360。
11月中,奉系将领郭松龄在日本观操奉召归来,便与冯订七条攻守同盟密约[1]:365。11月22日,郭松龄发出通电[1]:365,突然叛奉自立,号称“国民四军”或“东北国民军”[1]:363。历时不过一月零一天[1]:363。在冯玉祥支持下,在直隶滦州倒戈,迅速回师[1]:366。郭松龄攻克山海关、取锦州、新民等,直逼沈阳[1]:366。日本人终于决定不让郭松龄军穿过南满铁路,并将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移入沈阳[1]:365。奉天稳固,张作霖就定率部反攻[1]:365-366。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巨流河,于新民县被捕,次日被杀害[1]:366。
奉军入关
[编辑]![](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4/41/Zhang_Xueliang_in_Nankou.jpg/220px-Zhang_Xueliang_in_Nankou.jpg)
1925年12月初,冯玉祥挥戈东向,向已宣布“脱离奉系”之直隶督办李景林大举进攻,抢夺直隶省,霸占天津;也突然夺取阚朝玺热河省[1]:367。12月4日,直督李景林发表讨冯通电:“愚弄部下,利用赤化邪说,以破坏纲常名教之大防”,自谓“荷戈为国,不为党争,不为利战,惟持此人道主义,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堕落”“不问敌不敌,只问赤不赤”。这是最早公开亮出“讨赤”旗帜的军阀。在北京,冯玉祥驱策段祺瑞[1]:367。奉系“叛将”魏益三把郭松龄余部整编为“国民四军”。国民一军攻占天津、直隶。直督李景林余部推入山东与张宗昌形成直鲁联军,伺机反攻冯玉祥。直鲁联军的方振武在山东肥城起义改编为国民五军。
随着郭松龄兵败,1926年1月1日,冯玉祥通电下野,转赴包头。1926年1月,退回东北的张作霖宣布东三省自治。得到英国支持的直系吴佩孚在“讨赤”的背景下联络宿敌——日本支持奉系张作霖。鲁督张宗昌也力促吴张合作反冯。1926年1月5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表示谅解。吴佩孚于1926年春应张作霖释嫌修好,共除冯玉祥的密约[2]:82。1926年春初,张作霖父子乃整编残部,率师再度入关[1]:368。直奉再度联合,共组“讨赤联军”合围冯玉祥国民军。1926年1月20日,冯玉祥国民军对奉直联军的战斗在山海关、山东、河南同时展开。守关原“叛将”魏益三不支,率其“国民四军”逃往保定[1]:368。张学良精锐乃占领滦州,直指天津[1]:368。张作霖檄调败退山东之李景林和张宗昌“直鲁军”攻其南;张作霖更遗专使与吴佩孚释嫌修好,约他自武汉北攻冯军于信阳,并诱引阎锡山出娘子关取保定,使冯之“国民军”四面受敌[1]:368。
1926年2月初旬,当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时,冯军乃在大沽口海设防,并以俄制水雷封锁大沽口,并一度与故意穿过封锁线日舰炮战[1]:369。日本人首先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1]:369。3月16日,英、美、法、义、荷、比、西、日八大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援引《辛丑和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44小时限期“最后通牒”[1]:370。段祺瑞乃劝冯部停止布雷[1]:370。3月18日,数千北京学生和市民乃集合于天安门前开“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谍”[1]:370。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和约》[1]:370。奉军在日军掩护下占领天津,引发北京三一八惨案。张吴联合讨冯,冯自知不敌,乃分饬所部自直隶与河南向北京撤退[1]:371。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准备走向西北[1]:371。3月20日,冯应鲍罗廷之约自平地泉赶去库伦[1]:371。未几鲍罗廷亦偕大批中国国民党要人顾孟余、陈友仁、谭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库伦[1]:371。在诸人劝说之下,冯也就同意加入中国国民党[1]:371。
结果
[编辑]4月9日,冯军将领、北京警卫司令鹿锺麟派兵包围执政府、缴卫队械,将段祺瑞赶入“东交民巷”[1]:373。鹿锺麟为自保乃释放前总统曹锟,声言愿重隶麾下;并通过曹锟与吴佩孚释嫌修好,希望图谋共拒奉系张作霖父子,然而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另有密约,拒不接纳[1]:373。鹿锺麟自知难以独力抵抗奉军,便于4月15日全师撤出北京,退守南口[1]:373。冯军既然撤退,那由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所率奉军及直鲁联军乃长驱而入,占领北京,段祺瑞“临时执政”也就此结束[1]:373。一时中枢无主,由颜惠庆等暂时“摄行大总统职”,勉强维持政府[1]:373。
5月至6月,张作霖、吴佩孚代表再磋商,决定暂时维持颜惠庆内阁;双方则合力解决冯之“国民军”[1]:373。6月26日,张作霖亲自莅临北京会晤吴佩孚[1]:377。三日后,张作霖离开北京,吴佩孚主动北上亲自指挥南口之战讨冯[1]:377。其后张作霖往返于天津、奉天之间[1]:377。
在奉直两军东南两方夹击之下,冯残部向西北转移以求自保[1]:374。5月下旬,冯部国民军石友三、韩复榘等部,侵入大同[1]:374。阎锡山连电张作霖、吴佩孚告急[1]:374。吴佩孚攻南口逾月无功,张作霖始令少帅张学良接手,以奉军重炮轰毙国民军万余人,于1926年8月14日攻克南口[1]:377。冯军西往绥远[1]:377。李宗仁认为:直系讨冯战争在华北吸收精锐部队,湖北全境空虚,如果利用唐生智为前驱,乘机北伐,击吴佩孚于立足未稳之时,可以一鼓而下武汉[3]:266。
1926年4月,陕豫地方军阀刘镇华加入直奉集团,开始围困西安,长达8个月,致使数万人饿死。后被冯玉祥反攻击败。
1926年4月底奉直晋鲁各军在北京居仁堂召开军事会议,认为:“国事糜烂,民彝陵替,实由国际共产党之图赤化我中国也,以言义战,首当讨赤。”决定兵分三路攻打国民军:奉军进攻热河,吴军进攻南口,晋军进攻绥远,推吴佩孚为反赤联军总司令。奉直联盟扩展到与晋、陕、甘各地大小军阀的联盟。1926年5月10日,直、奉、晋等各方曾在北京成立了“讨赤各军联合办事处”,除奉直军阀要人出席外,阎锡山、刘镇华、孔繁锦、张兆钾等晋陕甘地方军阀均派代表参加,“共谋军事上之统一,以期彻底的讨伐赤化”。奉直联盟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北洋体系在反赤旗帜下实现重新整合。直奉等军阀还采取政治与刑事手段打击赤化势力,在社会范围内取缔赤化宣传,制造反赤舆论。1926年4月,直奉联军打败冯玉祥国民军进入北京之后,张作霖立即以“宣传赤化”为名查封《京报》报馆,枪杀社长邵飘萍。鲁督张宗昌也以“赤化”罪名处死《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申报》报道,北京卫戍司令部奉令检查各处来往邮件,发现宣传赤化者,一律扣留。同时,对北方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书籍严格控制。王怀庆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后,颁布治安办法,规定凡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枪毙邵飘萍后,北京报界之一部分,乃大起恐慌,有迅速躲避者,而北京学界之恐惧,亦达于极点。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及师范、中俄、法政等各大学教授、学生中之共产党员,均已避匿。北京大学已焚烧过激之书籍文书。……奉直将领商定检查国立九校赤化份子,北大教员学生请假甚多。”北京高校的许多教师包括鲁迅纷纷南下。黄郛的妻子沈亦云回忆北伐期间,北方社会大家都视“容共”为洪水猛兽,对于“赤化”、“共产党”等话题“恐惧而不敢讨论”。[4]大批文化人的南移以及他们对北京的这种观感也表明了知识界对待直奉军阀的态度,其存在的道义基础已经开始瓦解。[5]
1926年5月30日五卅事件周年,中共公开认为五卅后一年间全中国的反帝运动已变为全中国的反赤运动,中国革命的高潮变为反革命的高潮。[6]
对北伐的影响
[编辑]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颁布动员令,7月9日“誓师北伐”[1]:377。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曾写有《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一文。
1926年11月下旬,孙传芳单车北上,在天津向张作霖请罪求援[1]:378。同时向张作霖劝进,公推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1]:378。11月30日,张作霖在天津通电就职[1]:378。12月27日,移节北京[1]:378。1927年4月6日,张作霖父子取得“公使团”支持,一举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1]:381。搜查之后,逮捕国共两党地下领袖60余人[1]:381。略经审判,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员20余人判处“绞刑”,并公布搜得中俄文资料编纂成《苏联侵华阴谋文证汇编》,赢得苏联以外各帝国主义驻华公使一致喝采[1]:381。6月18日,张作霖公布《军政府组织令》,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出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1]:381。原摄政内阁总理顾维钧呈请辞职,由潘复继组“军政府内阁”[1]:381。
1927年初,张作霖发重兵南下[1]:379。东路由张宗昌指挥“直鲁军”循津浦线前进,3月间进占南京,入驻上海[1]:379。孙传芳撤往江北[1]:379。2月至3月,西路由张学良指挥奉军主力,循京汉铁路南下,进占郑州[1]:379。吴佩孚两面受敌,西入四川,依附杨森[1]:379。
1926年4月中,冯玉祥与第三国际和中国国民党洽谈妥当,4月底他就接受苏联邀请,偕徐偕等一行到莫斯科[1]:372。9月,冯玉祥自苏联返国后,整饬国民军为“国民联军”,自任总司令[1]:384。9月17日,冯五原誓师,宣言接受三民主义,效忠中国国民党;旋即率部入陕西[1]:384。1927年夏天,奉军战败撤出河南,冯军重入河南[1]:384。6月10日,冯与汪精卫、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接防郑州[1]:384。6月19日,冯旋即奉蒋介石电召,东去徐州与蒋介石、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议”[1]:384。陇海铁路西段重入冯军掌握[1]:384。1928年初,蒋总司令复职,冯拥众40万,“国民联军”受命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遵命北上讨伐奉军[1]:384。
1926年底,安国军副司令阎锡山遣密使赵戴文往南昌见蒋,愿意加入国民革命军[1]:384。1927年,张学良败于郾城,撤出郑州,阎锡山自称“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遗商震北入绥远,进据张家口[1]:384。1月15日,傅作义东进直隶,占领涿州[1]:384。张学良乃回师围傅作义于涿州;于察哈尔、绥远之间邀击打败商震[1]:384-385。奉军尾追入晋[1]:385。傅作义坚守涿州不降[1]:385。张学良调集重炮,誓拔涿州;奉军积愤动用毒气瓦斯炮弹,亦不奏效[1]:385。至1928年1月6日,傅作义弹尽援绝,接受奉军和平条件[1]:385。不久,阎锡山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1]:385。
1928年5月,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决定全师出关[1]:386。6月4日清晨5时30分,日本“关东驻屯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1]:387。
参见
[编辑]参考资料
[编辑]- ^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1.030 1.031 1.032 1.033 1.034 1.035 1.036 1.037 1.038 1.039 1.040 1.041 1.042 1.043 1.044 1.045 1.046 1.047 1.048 1.049 1.050 1.051 1.052 1.053 1.054 1.055 1.056 1.057 1.058 1.059 1.060 1.061 1.062 1.063 1.064 1.065 1.066 1.067 1.068 1.069 1.070 1.071 1.072 1.073 1.074 1.075 1.076 1.077 1.078 1.079 1.080 1.081 1.082 1.083 1.084 1.085 1.086 1.087 1.088 1.089 1.090 1.091 1.092 1.093 1.094 1.095 1.096 1.097 1.098 1.099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1.110 唐德刚著、张学良口述. 唐德剛:〈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1991年7月29日,原載於《傳記文學》第五十九卷第三期,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張學良口述歷史》 初版. 台北: 远流出版. 2009-03-01.
- ^ 苏锡麟自述. 〈我在張、吳合作中的親身經歷〉. 全国政协 (编). 《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 文史资料出版社.
- ^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 《李宗仁回憶錄》(上) 初版. 台北: 远流出版. 2010-02-01.
“顺流而东,便可师洪杨的故智,直捣沪、宁,统一长江流域,则全国不难定了。”
- ^ 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43页。
- ^ 王建伟:“以反赤化的名义:北京政府后期奉直等系军阀的军事行动”,《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68-176页
-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先导》,第155期,19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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