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白渊
王白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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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 | 1902年11月3日
逝世 | 1965年10月3日 | (62岁)
国籍 | ![]() ![]() |
民族 | 汉族 |
语言 | 台语、日语 |
职业 | 诗人 |
王白渊 | |
汉字 | 王白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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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字 | Ông Pe̍k-ian |
台罗拼音 | Ông Pi̍k-ian |
王白渊(台湾话:Ông Pe̍k-ian,1902年11月3日—1965年10月3日),台湾彰化县二水乡惠民村人。新诗诗人,日文世代作家。
生平
[编辑]自1918年从二水公学校毕业,考进台北师范学校,他在就读台北师范学校这段期间,认识日后与他合作的谢春木。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1921年到台中州溪湖公学校(今彰化县溪湖国小)出任教谕,1922年到台中州二水公学校(今彰化县二水国小)出任训导(日本旧制教员职阶)。王白渊在1923年到日本深造,就读日本国立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在日本岩手县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待在日本这段期间,王白渊娶日本人为妻,致力于文学创作,并且积极投入文学活动。1931年王白渊出版个人诗集《荆棘之道》(蕀の道);而在1932年王白渊与一批东京台湾文艺同人,组织“台湾艺术研究会”,创办《福尔摩沙》。然而,好景不常,由于个别成员参与反帝游行遭到警方逮捕,牵连全体,王白渊遭受池鱼之殃,失去了教职。1934年王白渊与日籍妻子久保田ヨミ离婚后,离开日本到上海,在华联通讯社任职,后来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专担图案系的教师,但是平稳的日子并不长久。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王白渊在日军进入法国租界以后遭到逮捕,被判刑八年,并且被遣送回台北服刑。他服刑6年之后被释放,之后进入台湾日日新报任职[1]。
战后,王白渊的文化参与积极。他曾与游弥坚、杨云萍、陈绍馨、沈湘成、苏新等人创立“台湾文化协进会”(该会1946年于台北中山堂成立)[2],成为该会的理事,并且作为该会机关杂志《台湾文化》的编辑与主要撰稿人。之后,王白渊先后在李纯青的《台湾评论》、《台湾新生报》编辑主任、蔡培火的红十字会等机构工作。1947年底,王白渊因二二八事件爆发被人牵连,遭警方逮捕入狱,幸亏得到游弥坚的担保得以出狱。然而,经历了一连串残酷的打击,还有置身于当时极度肃杀、高压政治环境,王白渊年少时的锐气,此时不再复见。王白渊晚年着手整理文献,在1954年的《台北文物》发表〈台湾美术运动史〉一文,之后便无太大作为。1965年王白渊因尿毒症并发症过世,享寿63岁[1]。
琐事及传闻
[编辑]留日以前
[编辑]- 童年时代,王白渊的父亲时常讲述林爽文的故事,因此林爽文一生的事迹深记在王白渊心里。[3]
- 就读二八水公学校期间,王白渊喜欢读书、绘画,常在黑板涂鸭,并且参与壁报制作。[4]
- 王白渊自承,就读台北师范期间,“不管世事,又不懂社会,天天只有念书打网球。”;好友及同学谢春木,则说王白渊“很天真,很快活,好像在春前明朗地歌唱而跳舞底小鸟般一样”,而且“受大家的爱着而离开学堂”。[5]
- 快要毕业的时候,王白渊与几位台北师范同学,拍了一张变装照片。王白渊扮成一个穿西装的女人,一位同学扮卓别林,另一位则扮作算命先生;至于谢春木及其他同学,则是“穿着一副台湾服,双手拿着一轮脚踏车,做出将要出发的姿势,车子的后方挂了一个招牌,写了‘提高台湾的文化’的字样,前面有一个同学装做日人,站在那边不肯给他走,车子的前面亦一样,挂了一个招牌,写着“不,再等一些罢!”的字样”。王白渊毕业以后时常把这张照片带在身边,用来勉励自己。[6]
- 1921年王白渊从台北师范毕业以后,到彰化溪湖去当公学校教师,他在回忆录里提到自己“只有教育的热情,天天快乐地工作,好好地和小孩子们玩”,但是已经意识到现实社会存在的族群对立,并且亲身体验台湾人遭到排挤及差别待遇的问题。此外,王白渊也注意到蒋渭水及台湾文化协会的诉求与活动,不过当时并没有加入该协会。[7]
- 王白渊受到日人学者工藤直太郎《人间文化的出发》一书的启发,对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后来在回忆录里提到,这本书驱使他决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然而,对于这样的人生方向,王白渊似乎有些介意。战后,某次宴席,他见到工藤直太郎,曾向对方说道:“工藤先生,我在二十年前读过先生的大作‘人间文化的出发’,因此到东京研究艺术。就此以来曾受过很多的人生波折,我应该感谢你,还是要怨恨你?”工藤直太郎听了以后,“摇摇头,笑一笑,只默默地并无发出一语”(王白渊‧语)。[8]
留日期间
[编辑]- 留学日本期间,王白渊曾与谢春木一同睡一同吃,两人常在公寓的楼上谈论台湾人的命运,聊到天亮。1931年王白渊出版日文诗集《棘之道》(中译为“荆棘之道”),谢春木特别为王白渊写了一篇序文,交代自己与王白渊的友谊、王白渊的思想转变,以及透露其对日本同化政策及教育方法的不满。王白渊对谢春木这篇序文相当肯定,多年后将文章翻成中文。[9]
- 东京美术学校在学期间,王白渊曾与同班同学广降军一与佐藤重义合作,发行同人志《怣(Gon)》。[10]由于当时的学校教育与日本的美术环境不符合自己的期待,所以王白渊逐渐将注意力转向诗文创作。
- 有心成为台湾米勒的王白渊,他的毕业作品风格却与米勒相去甚远。根据王白渊的学生回忆,王白渊的毕业作品是一幅以几棵树为背景,女性画像为主题的日本画。这幅画原本装饰在日本岩手县盛冈女子师范学校内,却在1948年8月28日被大火烧毁。[11]
- 王白渊不仅对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文学及哲学思想产生兴趣,他对甘地的印度独立运动、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也兴致盎然,并且寄予高度的期望。他分别在1927年撰写〈诗圣泰戈尔〉[12],1930年撰写〈甘地与印度的独立运动〉,两篇文章都把印度的文艺复兴与独立运动,视为亚洲从帝国主义解放的先声。[13]
- 张文环曾在王白渊告别式上提到,王白渊在日本当教师时,由于性情慷慨、常救济朋友,所以口袋常常空空如也,没什么钱。除了张文环,巫永福、吴浊流、朱昭阳等人,也都怀念王白渊和蔼待人的态度,以及他对金钱、名利的淡漠之情。 [14]
- 除了乐于助人,王白渊对于前辈画家的画作,也常代为奔走,找寻搜藏对象。[15]
- 王白渊留学日本前,已与陈草女士结婚,但两人教育程度、思想观念差距甚大。留日以后,王白渊想出版《棘之道》,却担心诗集的出版与自己想要投入的左翼文艺活动,可能会连累到妻子,所以主动提出离婚的要求。王白渊的学生张福在接受陈才崑访问时,约略描述当时的场景,提到:王白渊开口之后,当时正在削水果的陈草非常惊讶,也非常愤怒,不意顺手一挥,割伤了王白渊的手。看到丈夫血流如注,陈草不忍心,只好同意对方的要求。[16]
- 王白渊当初是台湾总督府选派的留日学生,但后来因思想问题,无法返台任教。东京美术学校师范科毕业以后,王白渊待业超过半年,后来透过东京美术学校同学今井退藏推荐,王白渊接替对方在岩手师范女子学校的遗缺(今井退藏因入伍离开)而得到录用。除了同学的帮助,该校校长的开明态度也是王白渊能够得到录用的关键。[17]
- 王白渊与元配陈草离婚以后,与女子学校的学生久保田ヨミ相恋,可惜两人相处的时间不长。王白渊离开日本以后,因个人生活不安定与时局动荡的影响,再也没有回日本与久保田ヨミ和女儿生活。
- 王白渊在日本岩手县师范女子学校任教五年又九个月。除了到东京会见台湾留日学生,秘密从事左翼文学运动以外,王白渊努力教授美术,并且指导学生打网球。在课堂上,他常谈论台湾独立及其他的政治问题,也曾痛批日本财团三菱、三井榨取殖民地产业。教学亲切生动、谈吐幽默风趣,无时无刻笑容满面,受到学生欢迎。由于学生对王白渊的言论普遍同情,甚至支持,所以王白渊常借由学生的提示或是校长巡堂的鞋音,迅速将话题从政治转回美术;而校长对于王白渊在课堂谈论政治及台湾问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王白渊与盛冈当地的文人雅士有所来往,曾与同事松本慎吾、岩手诗人协会成员小山和吉等人交游。研究王白渊的一位学者板谷荣城,推测:王白渊很可能透过印刷物或其他形式,与当时知名作家宫泽贤治及其他当地作家交流或接触。1932年9月22日,王白渊在讲课时,在讲台上遭到日警拘押,这一幕令不仅让当时上课的学生印象深刻,也引起学校一阵骚动。被拘押的理由是:王白渊与吴坤煌、林兑等台湾留日青年筹组“东京台湾人文化同好会”,涉嫌从事反殖民运动。事后,王白渊遭到学校解聘,失去教职,不得不另谋出路。王白渊离开以后,当年的学生并没有遗忘他,有人在王白渊赴华以后,曾到上海探望。其中一位学生山合芳绘,日后写了一部自传小说,名为《南部紫》(1979年出版),即以老师王白渊及同校学生久保田ヨミ作为小说人物原型,以他们相恋、结婚、被迫分离的事迹作为基础进行创作。王白渊的头号敌人--日本特务,他们对王白渊的调查相当细心,发现他在岩手县盛冈任教期间,曾经“诱引岩手医学专门学校学生组织‘亲交会’,努力对他们进行民族意识之宣扬煽动。”并且将这样的调查报告,移交上海领事馆,让王白渊即使到中国上海,也难逃被监视的厄运。[18]
- 王白渊与吴坤煌、林兑、张文环这些台湾青年组织“台湾人文化同好会”的事迹,据日本殖民政府的官方调查报告《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记录,这是个左翼组织:“在岩手县女子师范学担任教谕的王白渊,刚出版一本诗集《荆棘之道》,在左翼文坛上博得一些好评,他素与旅居东京的左翼青年林兑、吴坤煌等互通讯息,彼此之间自然也曾交换对无产阶级艺术运动的意见。……”[19]
在大陆期间
[编辑]- 王白渊被迫与日本太太久保田ヨミ分离。王白渊来到大陆以后,久保田ヨミ依然思念,曾经寄信给他。王白渊的小学同学与童年好友谢东闵,曾在出殡前一晚的惜别晚会,向众多文友提到:民国17年他在广州念中山大学的时候,有天突然接到某位日本女士寄来的信,他打开一看,发现这封信是王白渊的妻子写的,里面一段写着:“爱情是无分国境的。”王妻对丈夫的一片真情,让他非常感动。[20]
- 王白渊得知自己的日本太太生了一个女儿之后,非常高兴,但随即陷入悲伤,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情感,感叹自己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放逐的人,不能让他亲生孩子叫一声‘爸爸’,哀哉兮”(王白渊‧诗文) 。[21]
- 王白渊来到大陆上海以后,在华联通讯社工作,职务是“以无线电接听日本消息,立即移译成中文,提供给大陆有关机关”[22],疑似从事情报工作。王白渊在华期间的事迹,目前台湾文学界所知不多。
- 王白渊初到上海的一两年,还与日本东京的“台湾艺术研究会”常有联系,而且持续将稿件寄去,也曾邮寄一些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给吴坤煌。后来因杂志停刊,时局日趋紧张,与东京的文友失去连系。[23]
- 王白渊与许多日治时期前往大陆居住、就职的台湾人一样,处在当时反日情绪极为高涨的中国大陆,他面临是否要在大陆人面前自称为台湾人的困境,也察觉到自己的外貌与日本人没有太大的差别,曾在〈福尔摩沙点将录〉一文如此描述:“因(他)长年居住在北方,他的神经变成懦弱,故到了上海,发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而惊讶失色。”[24]尽管如此,王白渊还是被大陆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感动,对中国的未来抱持希望。
- 1935年王白渊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图案系教师。当年的同事黄葆芳回忆,他对王白渊的印象是“身材五短,留有日式短髭,外貌与日人无异。且具一口流利日语,与日本人几乎难以分别。行路形状也是八字脚,这可能因长期居住日本,穿惯木屐所致,他生性沉默寡言,但授课却十分认真,所编讲义深入浅出,条理分明,能将中外古今图案之共通点作详细阐述及比较,很受学生欢迎。他的素描根基相当稳固,想他当年学习时,一定下过苦工,故能在图案的变化意匠方面,不但表现美观,而且不失实物的特征形态。从八一三沪战发生之后,即不知去向。……著作有‘图案概论’,对雕刻罗丹颇有研究。”[25]
- 撰写《台湾出土人物志》的谢里法曾听到一则传闻,内容是:王白渊在华期间曾经担任过江青(当时在上海当演员)的日语教师。
- 王白渊的感情之路相当坎坷,与第一任妻子陈草,因为教育程度与观念思想的差异过大而离婚;与第二任妻子久保田ヨミ,因为赴华从事反殖民运动而离婚;到大陆以后,王白渊与一位四川籍女子结婚,但是在813事变以后,王白渊某天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到上海法国领事馆避难时,遭到日本宪兵逮捕,被强行押解回台,入狱服刑,从此与那位妻子音讯中绝。[26]
遣台以后
[编辑]- 坐牢期间,制造出一副漆画屏风,曾在“囚人作品展示会”上展出。[27]谢里法在《台湾出土人物志》里描述的更详细,并且提到一件趣事,写道:“坐牢六年的王白渊,囹圄生活中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手工艺产生浓厚兴趣,学会了莳绘(日语,即漆器上的泥金画)技法的手艺,作品曾在‘囚人作品展售会’中展览出来。出狱后,得知当年美术学校老同学颜水龙正努力推展美术工艺;即利用台湾本土特产的材料配合现代生活的需求,制造实用性及装饰性的工艺品,便跃跃欲试,以半专家的身份找颜水龙合作。那时台北车站近傍有家旅社是他们一位朋友开的,每回颜水龙北上,就相约在旅社客厅商讨手工艺推展的事,连续谈过几回后颜水龙烦了,气话也说了出来:“你只知道谈,若是和你一起作事,我会被你活活气死!”[28]
- 1943年出狱没多久的王白渊,针对第六届府展(在台北公会堂举办)的画作,撰写〈府展杂感〉一文,文笔相当犀利,不论是日人还是台人画家,都毫不留情评论其作品的优缺点。王白渊举出康德、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人,说明伟大艺术家应该具有的条件,以这为基础去检视画展作者的表现,批评台湾画家普遍没有哲学、欠缺个性,作品无法激发观众的喜悦,流于肤浅、贫乏等问题。 [29]
战后 / 国民政府迁台
[编辑]- 由于王白渊年轻时代与谢春木有相当深厚的交情,因此日本投降不久,就有许多台湾人来找王白渊,希望透过他接触可能回台担任官员(有说:谢春木可能当民政处长或是警务处长)的谢春木,弄的王白渊“神经衰弱”(王白渊‧语)。 [30]
- 在《政经报》与《台湾评论》被陈仪政府下令停刊以后,王白渊与苏新结合一批左翼青年,在1946年10月15日创办《自由报》。这份刊物持续出刊到1947年2月,因二二八事件而停刊。[31]
- 王白渊有一段时间常与巫永福碰面,二人常谈论台湾新诗与美术的问题。[32]
- 战后初期,王白渊曾任《新生报》编辑部主任,并且成为“台湾文化协进会”的十六名理事之一,兼任教育、服务主任,积极参与协进会活动。然而,离开报界以后,王白渊频繁转换职业,曾先后在铝版厂、红十字会、电器公会、手工艺中心等任职,也在大同工学院、中国文化学院(是“中国文化大学”的前身)、实践家专等校当兼任讲师。除了职业不稳定,王白渊也遭到国民政府的压迫,坐牢三次。 [33]头一次是被228事件牵连,第二次因台共蔡孝乾案被牵连。家里不时有情治人员监视、造访。[34]
- 杨逵曾向他人提到:战后,他入狱见到吴新荣,吴新荣一见面就告诉他说:“你终于来了,王白渊每天惦念着你,总是问杨逵怎么还没有来!”由于王白渊比杨逵早几个礼拜被捕,已经移往他处,所以王白渊与杨逵到头来还是碰不了面。[35]
- 1959年正统国画论争爆发,台湾日治时期从事东洋画(也有作“日本画”)的画家,个人成就与作品价值备受批评,王白渊发表〈对国画派系之争有感〉一文,就“东洋画(日本画)是继承中国国画北宗发展而来”的历史事实,为台湾东洋画的存在价值辩护,可惜没有成功。[36] 当局与体制的应合者到头还是运用政治力,强行将台湾的东洋画排除在省展与正统的国画之外。
- 王白渊“常能在街头杂沓的群众中,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是情治人员,那些人是有关单位布建的线民,他都能猜得八九不离十。”[37]
- 王白渊的夫人倪云娥曾向他人说道:“白渊生平爱听古典音乐,爱哼几首台湾歌谣,爱打网球和乒乓球,古诗虽不大懂,却偏偏爱吟古诗,但是,他最喜爱的却是女人。”此外,王昶雄也提到,王白渊常常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女子呀!你用你的珠泪包绕着世界的心,正如海洋包绕了大地一样!”[37]
- 1965年10月3日晚间9点50分,王白渊因肾结石引发尿毒症病逝。在他出殡的前一天(10月8日)晚上,王白渊生前的好友聚集在殡仪馆大厅,由王昶雄主持,每人讲述王白渊生前事迹,据说以吴坤煌、张文环所讲的事迹--东京“福尔摩沙”时代的轶事最精彩动人。由于王白渊生平最爱唱日本歌星古贺政男的“慕影”与电影“白色富士岭”的插曲,因此在告别会播放这两首曲子,当做最后的送别曲。 [38]
他人评价
[编辑]日本当局
[编辑]- 王白渊在台湾总督府及日本当局的眼里,似乎风评不佳。王白渊作为台湾总督府选派的留日学生,因思想问题无法返台任教。对日警来说,王白渊似乎是一个不安份的台湾人。留日期间,与一些日、台左翼人士,甚至共产党员来往,曾经提供资金给林兑、吴坤煌这些从事左翼运动者;也提倡并且筹组“东京台湾人文化同好会”,试图以合法掩护非法的方式,让一些台共、日共成员混在里面,悄悄与台湾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日本赤色救援会,以及日本与朝鲜左翼团体互通声息,建立联合阵线,反帝反封建。
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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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族与朋友
[编辑]- 王白渊告别式上的吊联为“抗暴图强孤岛长留典范,披荆斩刺文坛痛失先驱”。
- 王白渊女儿王慧娈的哀悼诗:“爸爸!您长眠于此,土地冰冷石块清凉,您的灵魂栖于我心,光芒照耀温暖芬芳,荆棘的道路您已走尽,但您的意志永存世上!”[40]
- 王昶雄的评语:王白渊遗下的是无法排遣的孤愤与纯洁书生的本色。 [41]
- 文友在告别式上的评语:[42]
- 李石樵的评语:“他的仙归,可说是美术界失掉了一个暗夜的明星了。”
- 王诗琅的评语:“白渊兄虽然不是一位出名画家,但是他的美术批评是到家,是很有权威的,一方面他会做人,这个精神动力,自然而然成为艺术界,尤其美术界的志标了。”
- 吴浊流的评语:“白渊兄和蔼待人,诚恳地帮人家的忙,都是出于他秉性的流露,可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到了要死了的临终瞬间,还自信他不会死,精神可嘉而且尚抱着一个乐观的希望,才没有觉悟完了。”
- 吴坤煌的评语:“白渊兄你最关怀我,如我慈母似的你最帮我的忙,如我手足似的,但我处处对不起你,几次由我牵连到你,使你受了灾难,虽然苦闷是时代的潮流,幸乎!不幸乎?但留下来的我们,还要担这个重荷,只渴望你,你伟大的英灵照亮我们,让同样软弱的我们,手握手的力量负起这个扁担,一步一步再一步,在所走的路途上,有一缕光明。”
- 陈逸松的评语:“他做人平和,对生死不在乎,对于富贵更不足道,对人生可谓达观。……虽然白渊兄是一介软弱书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台湾的压迫,他是绝对不屈服,不屈不挠地抵抗过来的,始终一贯保持了民族精神,祈求和平与平等。”
- 李超然的评语:“白渊兄的民族意识很深,同时也是台湾文化界出群的美术评论家。就如台阳展、省展,每次都经过他评判而有进步。所以他对台湾美术界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伟大工作者,可说是台湾美术界的指导力量。”
- 廖汉臣的评语:“他临终尚想不会死,有这个自信一定还有一个打算。他的抗暴精神,不屈不挠的勇气,有如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
- 张维贤的评语:“古井兄与白渊兄虽是对于艺术同一型的人物,可说是严格说起来,一个是真正的不懂艺术而关心艺术,而很照顾艺术家,帮了不少人。一个是真正懂艺术,如原子力量发散其能力,影响艺术后进。白渊兄是属于这型态的好人,他会做人,也注重做人,才够指导人。”
- 郭水潭的评语:“他真会做人,爱帮朋友忙,我如今失去一个关心我们的至友,实在太寂寞。谁有勇气像他始终一贯关怀朋友,帮朋友的忙?”
- 龙瑛宗曾在一篇文章评论王白渊,写道:“王白渊为人天真烂漫,且是个大好人,热忱帮助友人,他满脑子里理想主义,一生向往为争取自由主义而夺斗的匈牙利诗人斐多费,也许这是他的生命历程和环境使然。”
后世台湾学者
[编辑]- 宋冬阳(本名:陈芳明)将三位日治时期诗人--杨华、赖和与王白渊的诗风,作个比较,认为“他们都是政治运动的介入者,他们的作品足以代表当年新诗起步时的挫折、昂扬和成就。他们三人曾坐过日本人的监,他们对台湾政治运动都有一定的贡献;然而,他们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却具不同的面貌。杨华的诗,阴沉而消极;赖和的诗,热情而飞跃;王白渊的诗,外柔而内刚。其中以王白渊的诗,最能表现新诗草创期的成就。……(略)……在评估台湾新诗草创期的作品时,王白渊的诗是不能轻易放过的。他在处理诗的主题时,并没有像杨华或同时代的诗人那样透明,他对文字的运用,也没有像赖和那样粗枝大叶。在短短的期间内,台湾就能塑造出如此杰出的诗人,足证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社会所蕴藏的文学创造力是非常旺盛的。”[43]除了语言风格,修辞技巧方面,陈芳明相当推崇王白渊,他说:“王白渊利用暗喻,利用高度迂回的手法,把一颗谦虚的心和人间广大的情思贯穿起来,使我们看到诗人的想法不再是他个人的,而是属于群众的。他的诗,放在一个平常的社会可能不具特别的意义:然而,把这样精致的作品置于殖民地社会里,就不能不产生丰富的象征意义。”[44]
- 谢里法在《台湾出土人物》一书,将王白渊定位为“抗日英雄”及“民主主义的文化斗士”。对于王白渊的新诗创作与诗集出版,谢里法给予相当高度的肯定,在《台湾出土文人物志》这样写道:“继追风(按:谢春木)之后,与王白渊在同时期里从事新诗创作的,约有张我军、赖和、杨云萍、施文杞、江肖梅、杨守愚,朱点人、杨华、郭水潭和吴新荣等人,而出版过诗集的,大概只有张我军的“乱都之恋”(1925年)、陈奇云的“热流”(1931年)和王白渊的“荆棘之道”,据说“荆棘之道”曾受到日本左翼诗坛的高度评价,却不知详情如何。若称王白渊是台湾初期新诗坛上代表作家之一,这大概没有人会有异议才对!”[45]对于王白渊不同的人生阶段,谢里法的结论是:“回顾王白渊短暂六十三年的一生,有两个阶段是他生命的高潮,也是此生中最灿烂的时期:第一阶段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与吴坤煌、张文环等在东京从事‘台湾人文化圈’(按:也有翻作‘台湾人文化同好会’)及‘台湾艺术研究会’活动,正是他三十岁前后,“天真烂漫”的理想在他身上闪闪散发光芒的时候。此时的他,充分展现著“革命诗人王白渊”的形象;另一个阶段是,一九四四年出狱之后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再度入狱,也就是从他走出日本人的牢到走进中国人的牢这三年间的壮年期,他以‘台湾文化协进会’干部而投身于文化重建与交流的工作,为推展民主主义的文化而献身,他给人的形象以尖锐的批判为改革社会而奋斗的评论家王白渊。这两个阶段,一个在他三十岁的时代;一个在四十岁的时代,两者加起来至多才只有五年时间。其余的岁月里,他先是‘明镜一般清澄的心’(谢春木语)的师范生和美术学生;接着于一九三三年之后,他回到心目中向往的祖国,服务于报社和美术教学;再则是监牢的生活夺去了他宝贵的青年期;一九四七年以后,他埋身在史料与文献里,是当世的一部活字典。”[46]
- 颜娟英认为谢里法所给予的“抗日英雄”及“民主主义的文化斗士”,对王白渊而言并不适合,她认为,王白渊是个主张艺术超越国籍,注重世界性、普遍性的人。[47]不过对于王白渊在一九五○年的政治立场,以及他在〈台湾美术运动史〉从抗日角度来论台阳美展与台湾的现代画,颜娟英有同情也有批判。同情之处在于,颜娟英认为:王白渊之所以“一厢情愿地从反日民族意识的角度来讨论民间美术团体”,除了个人的思想因素,时代因素也很重要;因为王白渊担心当权的大陆来台政治团体无法接受台湾的美术家,于是,他一再强调台湾美术界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举办台阳美展所发挥的民族主义精神。批判之处在于,颜娟英指出:“日据时期的艺术家大多属于社会上曾受过良好教育的一小群人,都不曾为民族主义运动上过街头。总之,在此台湾的民族政治势力团体未完全成形的阶段,要想讨论台阳美展或任何台湾的现代画如何具体地‘发挥中华民族的特质’或‘抵抗日人的歧视压迫’无异是五○年代的政治谎言。”[48]此外,对于王白渊的台湾美术研究,颜娟英认为,还有两点需要检讨。第一,顾虑后代的政治禁忌或信仰,以这样的心态去解释台湾日治时期的美术发展。第二,王白渊的研究整理过度依赖文献资料,忽略具体的美术作品。[49]
- 翻译并编辑王白渊作品的陈才崑认为,王白渊的孤独观或精神,“大大迥异于台湾人普遍具有的‘大头病’和浅薄的实用取向,居此台湾的现代化必须由‘量的扩充’转化为‘质的提升’的今天,是需要大大提倡的。理由无他,唯具真诚的孤独精神者能开风气之先,登临人所未竟之圣域。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学术文化上培养出独创性的人才,和人一争长短。”[50]
- 罗秀芝将王白渊定位为“台湾文化地图上的一颗座标星”,认为“这张文化地图必然永远是‘未完成的’,而且是‘永远的进行式’,随时有补充、修改与删除的必要……而王白渊这颗座标星,也可能因不同执笔者画出的不同的参考座标,而勾勒出截然不同的图形。”。[51]对于王白渊的艺术评论与美术史文章,罗秀芝认为,王白渊“面临殖民历史的局限,甚至,还摆脱不了汉民族历史观和近代艺术观的框架”,所“奋力呈现出来的台湾美术史,究竟还是有点面目糊模”。[52]其艺术史观因含有两种不太相容的意识形态--超越国族的左翼文艺理念、强调血缘祖国原乡的民族主义--显得矛盾难解。此外,罗秀芝也检视王白渊个人的艺术品味,发现:王白渊受到公学校与东京美术学校的美术教育影响很深,“所遵的美学标准还是非常学院派的,重视线条、色彩、构图、画面的协调与统一等等基本的绘画技巧的表现”,以此为原则来鉴赏个别画家及个别作品。其次,她在《台湾美术评论全集--王白渊卷》一书举例论证,得出“王白渊在许多地方也采用了日本美学的审美标准来评判”这个结论。检视王白渊的艺术评论与美术史的史观与思想以后,她认为,王白渊还没有形成一套具体、完整、系统化的个人艺术理论体系,能够确定的是,“台湾”这块土地是王白渊建构个人艺术思考体系最重要的基准点。[53]
- 王福东在《台湾现当代艺术风神榜‧进画论‧五部曲》一书当中,所收录〈荆棘之道,王白渊〉的文章中说“王白渊不仅是位诗人、作家、画家,更是台湾美术史上艺评第一人”。[54]该文说“1947年王白渊因二二八事件,经历了一连串残酷的打击,一直到他晚年才开始着手积极整理文献工作”。[55]“有一段时间,王白渊经常与巫永福碰面,两人常深谈论及台湾新诗与美术发展的议题。战后初期,王白渊曾任《新生报》编辑部主任,并成为‘台湾文化协进会’十六名理事之一,兼任教育、服务主任并积极参与协进会活动,此一时期王白渊经常对美术展览会撰写评论文章。[56]1965年10月3日,王白渊因肾结石引发尿毒症病逝,年仅63岁。王白渊的追思会是由〈阮若打开心内的门窗〉作者王昶雄主持,王白渊的夫人倪云娥在追思会说道:“……白渊生平最喜爱的是女人…。”[56] 致词时王昶雄特别提到王白渊曾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女人啊!你用你的珠泪包绕着世界的心,正如海洋包绕了大地一样!”王福东在〈荆棘之道,王白渊〉文章的结尾说“原来!作为台湾美术艺评第一人的王白渊,一如他最喜欢的女人一样,也是以:‘珠泪包绕着世界的心’爱他所爱的艺术,‘正如海洋包绕了大地一样!’”[57]
作品出版、刊载情况
[编辑]其作品写作、发表情况,请参见“王白渊文艺作品列表”。使用“台湾书目整合查询系统”查询,目前为止(2014/9/15),王白渊作品的出版情况:
- 《蕀の道》,日本盛冈市久保庄,1931年(昭和6年)初版,台湾大学图书馆有收藏该书。
- 1981年羊子乔与陈千武选录九首王白渊的日文诗:“未完的画像”、“地鼠”、“莲花”、“水边吟”、“零”、“风”、“给春天”、“诗人”、“岛上的少女”,将之翻译成中文,然后收进“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九册“乱都之恋”(书名)里。
- 陈才崑/中译,《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上)(下),彰化县立文化中心,1995年。--除了‘荆棘之道’的诗文,该书也收录了王白渊几篇重要的政治、戏剧及美术评论。
- 王白渊的日文新诗〈地鼠〉、〈向日葵〉,其中译文本收录在林瑞明主编《国民文选‧现代诗卷I》。[58]
- 王白渊《荆棘之道》部分诗作,收录在《台湾诗集》里,该书由日本绿荫书房出版,2003年出版。
- 王白渊的日文新诗〈未完的画像〉、〈鼹鼠〉,由陈千武翻译成中文,收录在陈明台主编的《陈千武译诗选集》。[59]
- 莫渝/编辑、翻译,《王白渊荆棘之道》,晨星出版,2008年。
- 出狱以后至日本战败投降这段期间,王白渊所作的日文诗〈怨恨深矣的阿图岛守卫〉、〈澳洲与印度〉、〈太平洋的暴风〉、〈新加坡如此灭亡〉。目前已知,学者柳书琴将这几首诗翻译成中文,呈现在专书《荆棘之道:台湾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之内。
参见
[编辑]- 与王白渊同届的台北师范生,已知的有:谢春木(政治家)、郭柏川(画家)、林煇焜(小说家)、朱昭阳(教育家)、谢东闵(政治家)等人。
- 对王白渊思想有深刻影响,而且交情不错的人士,有:谢春木等人。
- 对其思想有深刻影响的当时名人,有:甘地、泰戈尔、孙中山等人。
- 留日期间组织的社团:台湾人文化同好会、台湾艺术研究会(机关杂志:福尔摩沙 (杂志))等社团。
- 战后参与的社团:台湾文化协进会(机关杂志:台湾文化(杂志))。
- 曾经以下的机关工作:台湾日日新报(1945年前)、台湾文化协进会的“台湾文化(杂志))”编辑与主要撰稿人、李纯青《台湾评论》当主编、《台湾新生报》编辑主任、蔡培火的红十字会等。
参考文献
[编辑]- ^ 1.0 1.1 引用郭启传在《台湾历史人物小传─日据时期》“王白渊”词条内容,在该书的页24-页25。
- ^ 吴密察/监修,《台湾史小事典》,台北:远流出版社,第145页。
- ^ 王白渊/著,〈我的回忆录〉,《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253。
- ^ 陈才崑/撰,〈王白渊生平‧著作简表〉,《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418。
- ^ 王白渊/著,〈我的回忆录〉,《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253~256。
- ^ 王白渊/著,〈我的回忆录〉,《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254~255。
- ^ 王白渊/著,〈我的回忆录〉,《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258~259。
- ^ 王白渊/著,〈我的回忆录〉,《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262。王白渊的回忆录有错误,他将人名记错,把“工藤直太郎”记成“工藤好美”,勘误的部分与过程,请见柳书琴《荆棘之道:台湾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年),页52。底下的注53。
- ^ 王白渊/著,〈我的回忆录〉,《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256。
- ^ 王白渊同学同班渡边美津丸提及此事。讯息来源:小川英子与板谷荣城/著,〈盛冈时代の王白渊について〉,页16。
- ^ 小川英子与板谷荣城/著,〈盛冈时代の王白渊について〉,页16。
- ^ 该文的原名应该是“魂的故乡”,原作于1963年8月29日,后来发表在《女子师范校友会志》第6号(1928年12月5日),日人学者板谷荣城考证,讯息来源:柳书琴《荆棘之道:台湾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年),页68,底下的注93。
- ^ 王白渊/著,〈我的回忆录〉,《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265。
- ^ 巫永福/著,〈缅怀王白渊〉,《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390~393。
- ^ 陈才崑/著,〈‘王白渊‧荆棘的道路’导读〉,《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上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导读后面的注释(4)。
- ^ 陈才崑/著,〈‘王白渊‧荆棘的道路’导读〉,《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上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导读后面的注释(3)。
- ^ 王白渊在盛冈任教的事迹,不少是由日人学者板谷荣城发掘整理;而板谷荣城的研究成果,编者是从柳书琴所著的《荆棘之道:台湾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得知。
- ^ 以上说法是日人学者板谷荣城的访谈与调查成果,他曾针对女子师范学校日志、校友会志、当地人士及王白渊任教期间的学生,进行详细的调查及访谈。
- ^ 罗秀芝/著,《台湾美术评论全集--王白渊卷》,台北市:艺术家出版社,1999年,页73。
- ^ 巫永福/著,〈缅怀王白渊〉,《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388~389。
- ^ 巫永福/著,〈缅怀王白渊〉,《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289。
- ^ 王昶雄/著,〈“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渊”底生涯〉,《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396。
- ^ 谢里法/著,〈王白渊‧民主主义的文化斗士〉,《台湾出土人物志》,前卫出版社,1988年初版,页161。
- ^ 这篇文章刊载在《福尔摩沙》第2期。编者打的内容,是另一名日治作家龙瑛宗翻译的版本。这则资讯的出处:谢里法/著,〈王白渊‧民主主义的文化斗士〉,《台湾出土人物志》,前卫出版社,1988年初版,页149。
- ^ 谢里法/著,《日据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1988年以前的版本,页162。
- ^ 从柳书琴著的《荆棘之道:台湾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一书中引用,页131。
- ^ 陈才崑/撰,〈王白渊生平‧著作简表〉,《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425。
- ^ 这则小故事是颜水龙告诉谢里法的。详见谢里法/著,《台湾出土人物志》,前卫出版社,1988年初版,页164~165
- ^ 陈才崑/著,〈一尊未完成的画像〉,《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409。
- ^ 王白渊/著,〈我的回忆录〉,《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255。
- ^ 罗秀芝/著,《台湾美术评论全集--王白渊卷》,台北市:艺术家出版社,1999年,页117。
- ^ 巫永福/著,〈缅怀王白渊〉,《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255。
- ^ 王昶雄/著,〈“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渊”底生涯〉,《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398。
- ^ 陈才崑/撰,〈王白渊生平‧著作简表〉,《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432。
- ^ 谢里法/著,〈王白渊‧民主主义的文化斗士〉,《台湾出土人物志》,前卫出版社,1988年初版,页180。
- ^ 罗秀芝/著,《台湾美术评论全集--王白渊卷》,台北市:艺术家出版社,1999年,页121。
- ^ 37.0 37.1 王昶雄/著,〈“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渊”底生涯〉,《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399。
- ^ 谢里法/著,〈王白渊‧民主主义的文化斗士〉,《台湾出土人物志》,前卫出版社,1988年初版,页186~187。
- ^ 编者是国民政府治下的人民,不愿成为王白渊第二,所以恳请中国、日本、朝鲜、海外人士协助编辑这个部分。
- ^ 王昶雄/著,〈“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渊”底生涯〉,《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402。
- ^ 王昶雄/著,〈“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渊”底生涯〉,《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403。
- ^ 巫永福/著,〈缅怀王白渊〉,《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386~393。
- ^ 陈芳明/著,〈日据时期台湾新诗遗产的重估〉,刊载在1983年7月号《台湾文艺》。
- ^ 陈芳明/著,〈日据时期台湾新诗遗产的重估〉,《左翼台湾:殖民地文学运动史论》,台北:麦田出版社,页159。
- ^ 谢里法/著,〈王白渊‧民主主义的文化斗士〉,《台湾出土人物志》,前卫出版社,1988年初版,页149。
- ^ 谢里法/著,〈王白渊‧民主主义的文化斗士〉,《台湾出土人物志》,前卫出版社,1988年初版,页187。
- ^ 陈才崑/著,〈一尊未完成的画像〉,《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409~410。
- ^ 颜娟英/著,〈日据时代台湾美术研究之回顾〉,《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集》(国立台湾大学,1989年8月研讨会论文,1992年结集出版。),页1515。
- ^ 罗秀芝/著,《台湾美术评论全集--王白渊卷》(台北市:艺术家出版社,1999年),页18~19。
- ^ 陈才崑/著,〈一尊未完成的画像〉,《王白渊‧荆棘的道路》(下册)(彰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页410。
- ^ 罗秀芝/著,《台湾美术评论全集--王白渊卷》(台北市:艺术家出版社,1999年),页19。
- ^ 罗秀芝/著,《台湾美术评论全集--王白渊卷》(台北市:艺术家出版社,1999年),页130~142。
- ^ 罗秀芝/著,《台湾美术评论全集--王白渊卷》(台北市:艺术家出版社,1999年),页160~166。
- ^ 王福东/著,《台湾现当代艺术风神榜‧进画论‧五部曲》(文学台湾基金会策划,春晖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页22。
- ^ 王福东/著,《台湾现当代艺术风神榜‧进画论‧五部曲》(文学台湾基金会策划,春晖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页26。
- ^ 56.0 56.1 王福东/著,《台湾现当代艺术风神榜‧进画论‧五部曲》(文学台湾基金会策划,春晖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页27。
- ^ 王福东/著,《台湾现当代艺术风神榜‧进画论‧五部曲》(文学台湾基金会策划,春晖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页28。
- ^ 林瑞明/主编,《国民文选‧现代诗卷I》,台北市:玉山社,2005年。
- ^ 陈明台主编,《陈千武译诗选集》,台中市文化局,2003年8月初版。
外部链接
[编辑]- 【文学散步道】走过荆棘的诗人-王白渊。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王白渊 - 台湾记忆Taiwan Memory--国家图书馆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国立台湾文学馆>文学知识平台>小事典>6月,日文世代作家诗人王白渊于日本出版日文诗集《棘の道》
- 王白渊_百度百科
- 忧郁的艺评诗人王白渊@ 彩虹石头的天空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龙瑛宗随笔>张文环与王白渊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二水诗人王白渊的一生-赖和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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